求学

　　留学16年一个学位都没拿

　　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祖父陈宝箴，堪称“经世致用”之材，担任湖南巡抚时，他推行新政，锐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被认为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圆明园起火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遥遥望见火光，怒火满腔，捶桌号啕，“旁座者都为之动容”。寅恪父亲陈三立积极佐助父亲推行新政，被时人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变法失败后与父亲同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专心写作，成为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

　　陈寅恪1890年生于长沙，时为光绪年间，正值乱世。“十几岁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旧学基础既立，后来虽留学欧美，研读西学，却未被真正洋化。

　　学生许世瑛在《敬悼陈寅恪老师》写道：“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长衫、长袍、马褂，成为陈寅恪毕生形象的写照。

　　些许便宜面包 图书馆里度日

　　1902年，13岁的陈寅恪开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学之旅，他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留学4年后，因脚气发作，陈寅恪回国，日本留学生活画上句号。1918年7月，归国4年的陈寅恪再续留学之旅，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一战结束后，再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

　　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美谈。

　　教授

　　“教授的教授”在战争中颠沛流离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先后受聘。1926年8月，自德回国的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四大导师”的最后一位。时年陈寅恪仅37岁。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不过，随着王国维跳湖自尽，梁启超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国学研究院解散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这几年，陈寅恪享受到生命中难得的几年舒心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沦陷，让事业家庭两顺的陈寅恪开始颠沛流离的转徙生活。陈寅恪和妻子共育三女：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全家从北京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合作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授课。

　　1939年春，牛津大学拟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闹病，便于暑假离开昆明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全家赴英伦，但因旅费难以筹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遗憾未能成行。

　　此后，陈寅恪在广西大学授课期间，曾冒被轰炸的危险经湖南衡阳到粤北石坪，在迁至该地的中山大学讲学数日。他应该不会想到，这只是自己与这所大学缘分的刚刚开始。

　　讲课

　　“书上有的不讲”

　　战后，陈寅恪复到清华大学教书，直到1948年底离开。其间，他也曾去英国医治眼疾，却是无功而返。此后，眼疾伴他终生，生命后期几乎双眼失明。天意弄人，正在学术高峰期的陈寅恪只能带着目难明视的痛苦钻研学术、传道育人。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抵达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西南区52号，开始在岭南长达20年的生活，彼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广州尚未解放。国民党赴台湾前曾有“抢运学人”计划，对身在广州的陈寅恪自是念念不忘。

　　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十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但他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守为回忆，1950年，岭南大学历史系仅有三位学生，选读陈寅恪课的学生仅有他一人。尽管如此，每逢上课以前，陈老师必叫助手读一遍讲义给他听，上课时还要穿着整齐。

　　流传的说法是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

　　更有甚者说陈寅恪可以背诵《十三经》，胡守为认为这也不准确，“说他熟悉是可以，但不能说全能背诵”。倒是曾有学生回忆:“陈老师记忆极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时，指示我代查资料，往往连版数、页数以至行数都对。”

　　1952年，陈寅恪一家搬入中大东南区1号楼。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说，“中大有个传统，这栋楼是给学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学术崇高的象征。”同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中大迎来了史学大师陈寅恪。

　　著书

　　靠口述艰难完成巨著

　　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葺白色水泥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识，还在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以保安全。当年，学校对知识分子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记忆力惊人，通过自己口述让助手黄萱记录，1953年末开始，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

　　其实，过程却是殊为不易。蔡鸿生介绍，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过程基本是这样：陈寅恪开具书目，黄萱到图书馆找到图书，拿回来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是边读边思考。第二天，他会将自己前一天记在脑子里的想法口述给黄萱，黄萱记录。随后，黄萱再读给陈寅恪听，加以修改，最终定稿。

　　也正因此，大脑日夜疲劳，也让陈寅恪晚年离不开安眠药。有时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第二天却忘记，只好重新来过。陈寅恪晚年著述的艰难，大略可以想象。

　　黄萱家在中山医附近，彼时交通不便，可以说陈寅恪经常是焦急等待，原因就是记在脑中的东西需要宣泄出来，否则太过紧张。每次都是口述完毕，陈才能放松下来。

　　因视力原因，陈寅恪就在家中上课，家中阳台就是课堂。陈寅恪坐在椅子上，用基本不带方言的普通话带领学生在历史中穿梭遨游。1955年进入中大历史系的刘凯隆这样写道：“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那便当做临时课室使用，靠窗那边安排十来张桌椅，课椅当面放一张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陈先生便在这里为后学展开了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

　　1957年时，选修课一周两节，但因健康原因，陈寅恪一周分上两次，每次只上一节。

　　大师离去

　　1962年6月，陈寅恪入浴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断右腿股骨，住院近7个月，股骨仍不能长合，自此长卧于床榻。当时，中山大学为他配备了三位护士进行护理。“文革”开始后，护士便被撤除。眼盲膑足的陈寅恪终日躺在床上或在木椅上静坐。但其巨著《柳如是别传》还是在1965年完成，煌煌80余万字。

　　有人说，《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的内心寄托之作。明末清初，歌伎才女柳如是在动荡乱世，夫君降清，她力劝其殉节，后遭小人恶意逼索钱财，柳遂投缳自尽，以保气节。其实，陈寅恪晚年处境与柳如是何其相似。

　　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开始，陈寅恪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也未能幸免。大字报对其口诛笔伐，有学生发难，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更有人称其“误人子弟”，这深深刺痛陈寅恪的心，他愤而致书中大校长，提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1966年，“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学。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东南区1号楼被大字报覆盖。

　　后先生全家被赶出东南区1号，惨居一平房之中。

　　1969年10月7日， 一生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走完79年的人生历程。妻子平静地料理完他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两人离世相隔仅45天。

　　2009年11月，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重修后对外开放。大师已经远去。大师不曾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