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地名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纵横之间交织出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
庙滩子是老兰州城古老而名声显赫的地名。
这个从明朝开始的地名,也是如今这个城市惟一保留的一处旧街区,在已经开始的轰轰烈烈的改造中,那里的古迹遗存、旧街老巷以及旧时通往塞外的大路古道都将在这个城市的记忆中留下一抹色……
庙滩子:由黄河冲积扇而来
伴随着中午时分马路上拥挤的人群车流,庙滩子的热闹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在庙滩子菜市场入口处的一个十来平方米的糕点房里,马永安老先生正坐在一个小小的炉子旁。炉子上有一个烧水的小壶,水开了,发出“嗞嗞嗞”的声响……
马老先生的家在朝阳村,这个房子是他儿子租来卖糕点的,退休无事的他每天来给儿子守摊子。“这里正是以前车马店最集中的地方,那些从北方来的运木材的、贩毛皮的多在这里打尖落脚。”从糕点房出来,沿着菜市场向北前行的路上,马永安指着脚下的路说道。马老先生是庙滩子的“老户”了,从解放前的1947年全家从皋兰搬迁到黄河北的朝阳村后一直到了今天。
“庙滩子曾经是兰宁驿道的主要通道,甚至是在1979年黄河新桥通车之前,庙滩子依旧算得上是咽喉通衢,所以,这里才会成为车马店集中的地方。黄河新桥建成之后,从这里过往的车辆才有所减少了。”城关区政协文史编辑柏敬塘接着马永安的话补充了一句。柏敬塘和马永安是发小,同样是庙滩子的“老户”。
在老同学们的眼里,老柏是个爱琢磨历史的人,所以,知道的也比较多。
柏敬塘说,庙滩子这个地名和它的形成有关系,它是一处黄河冲积扇。“黄河从铁桥到兰州东盆地,这时谷地变宽,河道也随着拓宽,黄河靠南流速湍急,北部则明显减缓。亿万年来,河水夹带的泥沙大量沉积,加上九州台东麓流失的水土,在这里就淤积成一片宽阔的冲积扇,也叫洪积扇。黄河北岸由新构造运动形成的一至四级明显的河谷阶地构成,史前遗址在这些阶地均有分布,是古代先民们生活劳作的地方。”柏敬塘说,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黄河北的王保保城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就可以充分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先民们就利用这里土质肥沃、日照充裕、汲水方便、气候适宜的有利自然地理条件,定居下来繁衍生息。《甘肃文物事业60年纪事》对此有记载:1965年9月,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发掘兰州市王保保城遗址,首次证实马家窑文化不仅有居址,而且有葬地。
据记载,自汉唐以来,定居在黄河北岸冲积扇的先民们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了,道路也逐渐形成,据说在汉代甚至还修筑了踞山临河镇锁黄河北岸的金城、凤林、玉垒三关。到了明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北方边境趋于相对安宁,通往宁夏的驿道改善拓宽,这块黄河之北、镇远浮桥以东的地方就成了作坊、店铺、饭馆鳞次栉比,过往商旅驼队络绎不绝的繁华街市。“也就在明代时期,老百姓在黄河冲积扇岸边的二级阶地的山坡上修了一座关帝庙,也就是老兰州人口中的老爷庙,关帝庙殿宇依山坡而建,宏伟壮观,殿内塑关羽坐像,关平、周仓分立两旁,庙宇内古槐参天,堪称兰州武庙中的佼佼者。后来,人们就将关帝庙前的冲积扇河滩地叫做庙滩子。”柏敬塘说,如今的关帝庙遗址已经成了靖远路上一个工厂的宿舍了。
据说,和庙滩子一样,因关帝庙而得名的还有庙巷子和庙坪。不过,庙坪现在已经不叫庙坪,叫朝阳村了。
庙滩子的一次大范围的扩张,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庙滩子居民迅速增加,民宅地就向附近延伸辐射,西到烧沿沟,东与草场街接壤,南临黄河,北依墩墩洼山。而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时,国民党兰州市政府以社会集资为主,政府补助为辅,将西从烧沿沟东至砂沟十字的路段进行扩修,路面铺以砂砾,并将该路段定名为“靖远路”,由此取代老地名庙滩子。 不过,一直以来,人们还是习惯把庙滩子及其周边街巷——庙巷子、王家沟、咬家沟、玉垒关、王保保城、朝阳村等统称庙滩子。
“准确地说,现在庙滩子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笼统地名,没有具体的街巷名称。”柏敬塘说。
古迹遗痕: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一个美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
雪停了,天晴了,矗立于黄河北王保保城遗址的那块碑上,还存留着些许残雪。
张新民小时候听过无数次王保保城的故事,而且还和玩伴到王保保城玩过无数次。张新民是属于庙滩子“张家”的,而庙滩子的“张家”是老兰州城最早的移民。据西固区志载:宋仁宗十九年,公元1041年,张氏先祖张高沂经商来兰,定居在黄河北岸的庙滩子。
“没有什么记忆了,尽管叫的是(王保保)城,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城的踪迹可寻。”张新民说小时候在王保保城玩耍的时候,那里就没残存多少遗址。
王保保城西南起自靖远路,东北至王家沟与朝阳村交接处,长1207米。王保保城原非街名,而是城名。据《皋兰县志》等志书记载,王保保城遗址有两处,一处在东岗坡上,今已不存;一处在今中山桥北端以东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一带半坡上,为明洪武三年(1370年)元末名将扩阔帖木儿(乳名王保保)所筑,故名王保保城,黄河北岸之旧址,今犹有残存。
由市文物局等单位牵头负责的为文物遗存立碑工作起始于2007年。市文物局陈世忠副局长说,遗存立碑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历史的,有城市发展的等等,总之,立碑的遗存是在兰州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在城市发展进程中起过一定作用并且具有一定文物和历史价值意义的。“以立碑标记的形式,唤醒人们对城市历史的记忆,从而让人们感知到这个城市的历史脉络。”他说,兰州人都知道王保保城,它也是兰州地区古战场遗址之一,作为曾经存在过的遗迹,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尽管它在明朝的统一进程中,是起着阻碍作用的。
从《明史》的记载来看,王保保城应该建于洪武二年(1369年)十二月至洪武三年四月之间。最有可能的就如《皋兰县志》等记载的建于洪武三年,即1370年。建城的目的是为了屯兵攻打兰州。据记载,“1370年,徐达在定西破王保保,王保保大败,尽亡其众,独与妻子数人北走,至黄河得流木以渡。”不久徐达南归,扩阔帖木儿乘机在白塔山东侧半山腰筑城,围攻明将张温。
在师志凌这位庙滩子的又一位老住户眼里,王保保只是一个过客,一个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对于扩阔帖木儿来说,兰州是一座空城,是他守不住的,天道不在他这边。一个王朝无可挽回地没落了,另一个王朝正在南方崛起。金城关下的铁匠铺里炉火熊熊,正在打制成批的兵器。他感到了天道的存在,那是他无力主宰的。在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里,他只是一个过客。”
据记载,洪武三年,徐达再度北征,扩阔帖木儿兵败。退出兰州后,他们一味北去,被宿命般的力量驱赶着,退回了先祖栖身成长的地方——蒙古草原。
“扩阔帖木儿北遁,王保保城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在其后的600多年里,似乎再也没有被人提起过。岁月的风沙不断地侵蚀和人为活动的破坏,使它在今天近乎消失。但作为地名,仍然保留在兰州人的记忆里。”市文物局的崔建文说。
“这个城市日益现代化了,它正在雄心勃勃地向着大都市的方向迈进,到处是林立的楼群,海潮般涌动的人潮,但在某些幽深的角落里,历史还残留着一些原貌。如王保保城,就似堡垒一般地,随着高墙深院的民居层层推进。它历经数百年风雨,未改其名,在一个改朝换代中热衷于重命名的城市里,这有些奇怪。” 师志凌说。
像王保保城、关帝庙一样,位于庙滩子地界上的烽墩遗址、水车巷遗迹、龙王庙等等如今虽已是风流被风吹雨打去,但是,它们作为这个城市中曾经的风景的事实是不能抹去的。
一个唱太平歌的
也就在王保保长夜难眠凝望星空的几百年后的一个晚上,一个叫张敏臣的在庙滩子一夜唱红了,因为太平歌。
太平歌是兰州地区春节时以地方方言演唱的独具艺术特色的一种娱乐形式。老百姓唱太平歌是求得太平吉利和欢乐昌盛。唱太平歌和耍社火、射灯谜、观灯会一样,是老兰州人在过去数百年来春节最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
“上过两年私塾的张敏臣后辍学在一家鞋匠铺学艺,所以,庙滩子街上的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尕鞋匠。”柏敬塘从小就听过张敏臣唱过太平歌,现在他还会哼上一两句。“张敏臣是跟他的父亲学唱太平歌的,他的父亲是一个能编会唱的太平歌‘好家’,张敏臣天生一副好嗓子,加上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在庙滩子唱红了。”
柏敬塘说,每年春节的时候,庙滩子的歌场就成了张敏臣的世界了。“特别是在夜阑人静时,当伴奏的咚咚作响的锣鼓钹一停,张敏臣那悠扬的歌声便随即响起,他将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太平歌唱得委婉感人,悠扬动人的歌声飘荡在夜空下,百米之外的人们都能听到。”
几年前,张敏臣驾鹤西去,和他一同而去的还有他那无以复制的嗓音以及唱太平歌的技艺,让柏敬塘这些老人感到遗憾的是,张敏臣在世的时候,没有录制下一些光碟,现在,他人走了,太平歌也跟着走了,“没有后来人了!”
老街改造:城市的一项集体活动
几年前,张新民卖了庙滩子的老宅,进城了。他的老伴魏兰芝和他一样,也是庙滩子长大的,至今,还有亲戚依旧住在那里。魏兰芝说,庙滩子的改造已经喊了多年了,不过有大动静的也就在这一两年。“所以,今年夏天,老头子还带我到他们的老房子又去看了看,还拍了些照片,老房子是四合院,算是留作纪念。”
眼下,马永安最关切的就是拆迁问题,最想知道的就是自己的家什么时候可以被拆。前两天,他家附近的一个打饼子的铺面门前贴了个摸底通知,马永安仔细地读了一遍,读完后有些失落,因为属于摸底的那个范围里不包括他家。“看来还得等。”马永安希望自己的房子被拆,主要是想给儿女们找个住处,现在,他和他的兄弟们合住在一个大院里,尽管都盖了小二楼,但是还是住得紧张。同时,他也希冀于拆迁后的一个新环境。“现在我们取暖还靠的是炉子,一到冬天,环境不好!”
而对于年轻一代——像张新民的姑娘——她们也盼望着庙滩子的改造快一些,因为,她及她周围的不少年轻人想在庙滩子买房。“觉得那里交通比较方便,过个黄河桥就到了。”
不管是曾经在庙滩子生活过的柏敬塘、张新民,还是仍然住在这里的马永安,他们都说庙滩子人活得很琐碎,油盐酱醋是他们全部生活的主题。庙滩子街上人们阔谈的高声、吵架的大嗓音混杂在来往车辆的轰隆声中,爬在人们脸庞上的更多的是被琐事操劳的印痕。马永安为自己糕点铺旁边一天到晚吵得人心烦的各种叫卖声而苦恼,柏敬塘为朝阳村几家民宅里还残存的一些明城墙因为专家的不认可而有些郁闷……一切的一切都将在改造中变化,诸如城市的文化,它作为一个文明的传承,记载了相当多的东西,也成为了城市的记忆。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有人说,城市的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遗址、老街等等。
这将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些年久的痕迹将要离去,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面庞,这里的人们将住上商品房过着一种伴随时代发展的生活,旧街区的市井人情将会从此淹入历史的尘埃。它留下的印记,将会融入人们对往事尘烟的记忆中去……
■ 本报记者 雷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