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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himaAkihiro大岛景宏
■人物
大岛景宏 日中CG (动画和游戏)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东京经济大学大学院M BA出身。上世纪90年代率先向中国介绍CG技术和应用,积极倡导中日韩之间的CG文化交流活动。近年来致力于开拓动漫内容在3G手机的市场,推进数字中国画的开发。
大岛景宏先生是个中国通,他在北京设立了自己的公司,每年有4-5个月都会呆在北京,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开拓中日动漫交流和3G手机的概念。在这次动漫产业论坛上,提起动漫产业,大岛先生滔滔不绝,把自己的看法一股脑掏了出来。
决定行业生死的还是市场经济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中国各地对动漫产业都高度重视,不少城市纷纷建设动漫基地、动漫之都,例如广州的“动漫星城”。这些地方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建筑、电脑、网络、配套设备等硬件条件要比日本好得多。您对中国特别是广州的动漫文化发展怎么看的?
大岛景宏(下面简称“大岛”):第一,全国各地都在搞动漫基地,这当然是个好事情,但我觉得有一条要注意的是没必要大家都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是作为一个生产基地,配备高端的硬件设施肯定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消费基地,设施有没有必要这么一应俱全?!因为动漫产业有个上游和下游的关系,发展到成熟时,上游肯定是集约在极小部分人手里的,广州能够在这样一个热闹的地段有一个动漫的基地,说明广州对动漫有一定的消费需求,但资源浪费是肯定有的。
政府扶持的产业不一定能够发展得起来,因为它毕竟受市场的左右。只能说有了政府的扶持,会对这个行业有推动的作用,但最终决定它生死的肯定还是市场经济。
日本战后第一部动画片是《白蛇传》
南都:您觉得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广州动漫文化需要多久才能赶上日本?日本动漫业是在哪一阶段开始实现质的飞跃?
大岛:日本的动漫产业能够发展得这么好,就是因为没有政府的扶持,它完全是自己在市场这个大环境里摸打滚爬。政府直到10年以前,才意识到本国居然有个产业可以占到世界70%的份额。这时,日本政府开始出台一些扶持动漫产业的政策,但似乎日本的动漫从业人员也不买账,觉得动漫就应该有自己的生命轨迹。所以,我觉得广州的动漫行业以及氛围什么时候能够达到日本动漫的高度,只有市场能够回答。
在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投注到了支柱产业上,首先解决国民的吃穿住行,所以根本无暇来兼顾动漫这些文化产业。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一直受军国主义思想禁锢的日本年轻人,突然间思想上的枷锁没有了,开始出现了日本漫画等新鲜的文化元素。日本动画片真正开始发展是在上世纪60年代。战后日本的第一部电影动画片诞生于1958年,还是取自中国传统神话题材的《白蛇传》。
在日本做动画片没有审查
南都:日本的动漫从业人数不到1万人,却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而截至2008年广州市从事网络游戏动漫产业的公司有140家,从业人员逾15000人,那您觉得目前中国动漫的营销模式和日本来比,差别在哪里?差距在哪里?
大岛:首先我澄清一下日本的这个数据,所谓的从业人员不到1万人仅仅是指动画制作方面。日本大概有500多家动画公司,其中真正有实力的只有50多家。以此来推断的话,日本的动画从业人员的确人数不多,但这个“不到1万”的数据是指专业度极高的生产人员。但如果加上电视传媒,广告公司,外包给国外制作的相关人员都算上的话,绝对也是个庞大的数字。
不过不能不说,日本的行业分工非常细化,效率是极高的。例如在日本给一部20多分钟的动画片配音只要3个小时就能完成,专业化程度相当高。有些日本的动画片连续剧,都是下个礼拜要播的,这个礼拜才刚刚开始做。根本不可能像中国这样,等动画片全部做好了,再送去审查,审查完了再拿来播。这个周期那么长,如果放到日本,那成本简直是不可想象。
南都:日本动画片尺度不需要审查吗?
大岛:这个要靠行业的自觉度。以上说的是和中国的营销模式最大的差别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动画片是“以销定产”。而中国的动画片是“先产后销”,先做出来但最后能不能卖掉就看运气。所以中国的动画人要贴钱,如果做出来没人要,那就是个赔本买卖。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动画片从业人员收入在日本是偏低的,谁有钱给你贴钱先做动画啊?!都是电视台或者广告公司先付了钱后再来做动画,这是中日动画片营销模式最大的差别。
日本的动画片行业利润本就不高,其中最大的利润还是被流通环节拿走了,真正的制作人员拿到的钱是凤毛麟角。利益分配是相当不合理的,但是至少资金流是顺畅的,所以它能够靠自身的力量一直循环下去。所以中国的营销模式需要把资金流理顺“先产后销”终不是长久之计。
南都:您觉得中国国产动画片和日本的动画片、如宫崎骏大师的动画片相比,差距在哪?
大岛:所有的动画技术都是没有秘密的,日本人会做的,美国人一样会做。为什么就宫崎骏能够打动人呢?我觉得胜在故事的“深度”,而中国很多动画片是做来哄孩子睡觉的。宫崎骏不仅是一个动画片导演,更是一个哲学家。
■花絮
赴约时间精确到秒
众所周之,日本人做事是出了名的严谨。在论坛开幕式前一天,记者和两位领事馆官员约定好第二天早上8点30分在长隆酒店大堂“接头”。第二天早上,8点25分,记者手机响起,是经济官员安生隆行打来的:“我们5分钟后准时到!”
没多久,两个西装革履、清爽利索的年轻人走了过来。抬表一看,秒针正好过8点30分。日本人的守时习惯让人不得不佩服,精确到秒。
语言切换飞快搞晕侍应生
中午自助餐期间,两个官员都大快朵颐,直夸中国菜真好吃。两位领事馆官员都能讲一口不错的中文,但是为了尊重对方,记者还是一直用日文和两位官员交流。讲到一些有趣的话题时,双方都情不自禁地夹杂了一些中文进去。而谈及本次论坛的国际嘉宾演讲主题时,有些专业词语又不得不用英语来表述。所以,我们那一桌的“音效”一直处于“半日+半中+半英”状态。聊得正起劲时,安生隆行先生突然对侍应生说了句粤语:“靓女!可唔可以俾我杯果汁?”一旁的侍应生彻底晕菜,悄悄地说了句:“CTRL+空格也没切换得这么快啊!”
采写:本报记者 唐薇
摄影:本报记者 冯宙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