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教授Spek编纂的原本用于“纠错”的程序，最终检测出井冈山大学两名讲师存在造假行为，09年12月19日，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宣布，这两人两年内在该刊物发表的70篇文章存在造假，一次性予以撤销，并将该校列入黑名单；而黑龙江大学教授高山2004年~2009年5年间在《晶体学报》系列期刊发表了279篇文章，高山介绍，《晶体学报》E分卷虽然影响因子低，但对结构解析而言却是权威期刊，这些“论文”完全是他辛苦得来的，完成这样大规模的文章数量，也并非“不可能的任务”——他则“没有造假”。（1月5日《齐鲁晚报》）

　　想起的一桩逸事是：1925年清华筹办国学院，拟聘四位导师，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不是博士，连学位都没有。曹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答：只有数篇论文，未辑成书。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火了：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论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还不如陈寥寥数百个字有价值……曹遂登门礼聘。

　　论文是学术研究的产物，同时学术研究以创新为旨归，理当重质而非重量。高山5年发表279篇“论文”，平均8、9天出一篇，能有何研究有何创新有何质量可言？有人辩护称：“一没有伪造数据，二没有剽窃文章，三没有一稿多投……就没有错误。”即便假定如此，低水平重复也并不可取。

　　而事实上，高山这些文章连论文都算不上。Spek教授在《晶体学研究中的结构验证》中说：“目前，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收集衍射数据、解析并细化晶体结构……”；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介绍称：《晶体学报》E分卷其实只是一个小分子晶体数据库，“测一个新的小分子晶体结构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这充其量是实验数据报告，根本不是论文”，而井冈山大学两名讲师所以被曝造假，是“到后来……连这几个小时也不愿意花了。”

　　高山教授等所以乐此不疲，在于利益驱动。宁波大学一位郑姓教授简历中有这样一串令人炫目的数字：130余篇“论文”被《SCI系统》收录，2001年以第一作者发表、被SCI收录的“论文”在化学类排序中居全国第一……而发表文章的方式，是通过同一模式给不同的金属测序，测出一个便可作为一个成果发表，每发一篇，从学校获得4000元奖励。武汉某学院一教授2003年共发表65篇SCI“论文”，平均不到一周发一篇，采用方法类似，每篇校方奖励1万元，共计65万元。

　　而高校所以如此奖励，则涉及行政化科研体制下的“SCI（科学引文索引）崇拜”——《晶体学报》也是SCI收录期刊之一——行政人员“外行领导内行”，无从看“门道”，只是看“热闹”，评价也就沦为“数数”了！其后果何如？资料显示：2008年度中国SCI论文数首次突破10万篇，总数11.67万篇，占世界份额9.8%，位列第二，仅次美国；但从引用情况看，我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5.2次，与世界平均值10.06次相比，只有一半。

　　这不禁令人想起钱锺书《围城》中的“著名人物”韩学愈——“一看他开的学历，除掉博士学位以外(注：克莱登大学)，还有一条：‘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中’……但高松年没知道他的作品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的人事广告栏……（‘中国少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取费低廉’）和《史学杂志》的通信栏（‘韩学愈君徵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让者请某处接洽’）……”；高山教授等的所谓“论文”与韩氏“著作”之别，难道并非仅在“五十步”与“百步”吗？

　　行政化科研体制下的“SCI崇拜”，又催生了多少“现代版韩学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