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您认为哪种行为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调查中，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连续三年位居榜首，而且今年的比例高达近六成(59.2%)，是三年来的顶峰。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这样的结果其实体现的是中国人的草根民族性。“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是‘不患寡，患不均’，其实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贪腐程度属于中等，我们自己把它夸大了。因此，部分官员的贪腐在调查中居于首位。”(1月4日《环球时报》)

　　说实话，专家所持的论据没有一点问题，因为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贪腐程度的确属于中等。据透明国际去年11月17日发布的2009年全球“贪污观感指数”，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以3.6分排第79位。但现在的问题是，专家所持的论据和他的结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贪腐程度在所有国家中排名中等，与国民认为哪种行为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我个人收入不高，而且在所有人中收入属于中等，这并不妨碍我认为收入不高是最影响我在他人眼中形象的事实。前者是在和他人比较，而后者是自己在和自己的其他因素进行比较。既然公众都已经认为贪腐最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了，我们就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尽可能地约束权力，减少贪腐现象，从而纾解公众的不满情绪，而不是由所谓专家借助所谓“理性分析”，对公众的这种认知进行逻辑上的“归谬”。

　　当然，我能理解专家的“良苦用心”，因为他害怕公众缺乏常识，在事关中国国际形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犯下原则性错误，比如说中国的贪腐程度明明属于中等程度，而在公众的调查中有可能成为“最差国家”，可能是对国家形象的自我贬低。可我要说，专家的这种担忧纯属多余，一来中国的国际形象自有客观定论，不因国人主观感知程度高低而有所不同，否则就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二来他没有明白公众这种主观感受最真实的意图，他们不是要损害国家形象，而是要维护国家形象。

　　这么多年来，虽然我们的反腐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我们的反腐败工作还有很大的问题，这一点即便是党的报告也明确承认并且时时提醒。事实上，贪腐得不到遏制，常常是因为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进而言之，既然我们国家在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就说明人民授予官员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权力脱离了人民的控制，成为了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脱缰野马。

　　从这个意义上讲，怎样“夸大”贪腐的危害都不为过，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对社会最大的伤害就是由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更何况，贪腐一直以来都是社会最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一点多年不变。这一方面说明公众有制约权力的要求，另一方面更说明公众有伸张民权的诉求。这种诉求的背后，是公众希望建立一个民主健全、法治昌明社会的普遍愿望，而这种愿望体现在对贪腐的认识上，就是公众对贪腐的“零容忍”，即不管贪腐现象治理得多么到位，只要还存在贪腐现象，就是公众所不能容忍的，也是公众认为最损害国家形象的事情。这正如官方都一再表明的观点，“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人民群众绝不能容忍和坚决反对的。”

　　这样看来，问题的关键不是公众“夸大”了贪腐的危害，而是专家低估了贪腐对于公众的伤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