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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吗央视一哥不好当

  

知道吗央视一哥不好当

  白岩松自称“摇滚中年”。 CFP供图

  彩色的电视变得越来越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黑白问题将是电视人永远的问题。白岩松说自己是属于北京的,他说自己是非主流,他说自己是个有理想的人,一直抱着要改变的态度。他说,这是他的宿命。

  2009年12月,北京还没有遇到寒流。央视附近的一条胡同中的某楼房。下午五时三十分,白岩松迅速安置好来访者,坐下来开聊,没有寒暄,他脸色看起来蜡黄,但精神不错。时间很紧,晚上九点半的《新闻1+1》还等着他直播。

  这是一幢老房子的第三层,《新闻1+1》和《新闻周刊》都在这里办公,但是没有白岩松的办公桌,在央视十几年,除了当制片人那两年,他一直拒绝有自己的办公桌,即使有也几乎不在那坐着,他习惯在各个办公室来回转,靠在桌子边谈工作。

  “十年前我没有一根白头发,十年后到处是白头发”,他在感叹自己的老,他说现在自己是个“摇滚中年”。在2010年央视主持人挂历中,他取代朱军位列一月。这份被视为央视主持人地位“风向标”的挂历一经面世,白岩松的央视“一哥”身份也被解读为一锤定音。于是他红了,去耶鲁大学演讲《我的故事及背后的中国梦》,不缺席任何一个央视对重大事件的现场直播,《新闻1+1》一炮打响……

  关于央视改革

  “我想像中更好的改革在未来”

  记者(以下简称记):央视(2009年)大刀阔斧改版,作为其中的一员,你觉得央视试图成为什么?

  白岩松(以下简称白):我心目中的央视过去曾经有过,也就是在《东方时空》开创的1993年到上世纪末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也是一小部分有过,也就是新闻这个领域。那个时候央视走到哪都是被尊敬的,我身在其中的是有使命感和成就感,我觉得那时最靠近新闻的本质。这次的改革引起了大家高度关注,但是我觉得在我想像中的更好的改革在未来,没在已经发生的事实当中,我只能说到这里。

  记: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白:我觉得改革的方向一定要回到靠近新闻本质的东西去,包括新闻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力量,要成为中国进步的推动力量。

  记:2007年你就说这样一个改革要到来了。

  白:作为一个新闻人你要有一个大势的判断。中国现在对内需要稳定对外需要形象,自身的进步必须逼迫你软实力增高,这种软实力天然地抱有对普泛价值的尊重。因为你是世界的一员,自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权。

  我们去美国去看新闻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头有一个触目惊心的东西,它是2001年9月12日那天各个国家报纸的头版,所有的头版都是9·11,只有我们的是领导的接见。当你站在这个展板面前时,你立即会产生一个瞬间感觉,中国必须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

  记:央视改版对地方媒体及全国新闻环境会有什么影响?

  白:我希望中央台能带个好头,但如果仅仅有表象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应该是深挖一口井,放开一片。深挖新闻这口井,放开所有其他的领域。你说我们需要娱乐背负那么多东西吗,我甚至说娱乐下放底线,让大家真的开心。

  记:你觉得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白:我有时候觉得我要去为大家更多地触碰一下我们的底线在哪,我们可以走多远。我周围年轻一点的同事也明白,他们说白哥在替我们往前“趟”。我觉得不仅是在替他们趟,可能决策者也在看,他能趟到怎样的,我们的边界在哪里,然后再不断地拓宽边界,我有这个责任。我也承担了更大的压力和艰难。

  当初我仅仅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的话,上上下下都在说我好,但当我作为一个评论员的时候,有很多人的眼睛就会变化,尤其包括曾经很喜欢我的决策者,他们会觉得我的话很冲啊。我面对的环境改变了,但是我怎么能选择?成为先驱还是先烈都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别人脑子一热想让你成为烈士你也就成为烈士了。

  关于自己的性格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非主流的”

  记:你的性格是什么?

  白:我不喜欢一成不变。我来自草原,又是蒙古族,生活在北京,这一系列东西加在一起才是我,这一切也决定了我一定会喜欢摇滚乐。我人生中买的第二张CD是迈克尔·杰克逊的《BAD》,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对杰克逊有太多记忆。

  记:现在还与摇滚圈走得很近?

  白:会。每周五我都会跟常宽、欧阳这些玩摇滚的踢球,我曾在自己主持的《新闻周刊》片尾播放摇滚歌曲《安阳》,我觉得我们摇滚圈是非常干净的一群人,摇滚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不一定和你是干什么的有关系。我总能从很多人身上看到摇滚属性,比如说,我有时能看到前总理朱镕基身上的某种摇滚属性,不仅仅是摇滚圈里有一种摇滚精神。

  记:你理解的摇滚精神是什么?

  白:摇滚人是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觉得世界应该更好,更干净,不平等的东西应该更少,要真诚地表达。我觉得在这样的时代需要一点摇滚精神,歌功颂德的东西太多了,到处阳光灿烂,会让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认为这个国家已经蛮好了,结果丧失了改变的冲动,失去了对这个国家最清醒的判断,那这个国家糟糕的时候真的要开始了。

  记:从摇滚青年到中央台主持人,二者是否有相互抵触之处?

  白:谁说主流是一成不变的,谁说摇滚一定是非主流?它俩有交融和相互改变的空间。原来的主流唱“大江东去”这样的东西,现在大家听它的时候很新鲜,觉得非主流,真正的非主流反而已经很主流了。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非主流的。不管是说我是央视一哥,还是我在做重大新闻,起码我抱着要改变,要有我坚持的东西。有很多的词汇,我做新闻十几年从来没说过,有很多很厌倦的东西我不愿去表达,你不觉得这就是一种悄悄地对主流的改变吗?

  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中央台这个地方拉一条狗进来,播上一个月也就成了中国名狗;背靠着大树,你自己就成为大树。

  关于2010年

  “这个年龄该主动地适当地去挨骂”

  记:2009年你挺活跃的,获得了挺多民间奖项,也接受了很多的采访。

  白:我觉得是大家对我的期许很多。我去《时尚先生》领奖的时候,其实我很清楚我不太适合那个场合,走红地毯我都不知道往哪看。去领“时代骑士”,如果说骑士的话我只想到两个人,堂吉诃德和西西弗斯,他们都在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现在聪明人太多了,全在做明知可为的事情,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记:对2010年有什么期待?

  白:我觉得2010年依然会是公民之年的博弈之年。去年就可以称之为公民之年啊。邓玉娇,开胸验肺,太多了。所以我在2009年写了篇叫《国与人》的回顾文章,2009年原本应该是一个属于国家的年份,新中国成立60年嘛,按常理,国的概念会覆盖一切,但当今人依然被放大,而且可以称之为公民正在成长的一年。

  记:公民应该是什么样?

  白:公民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分子,你既要捍卫自己,也有责任去维护别人。只有在公民成熟的那一天,中国才真的能成为大国。所以我觉得2010年依然会是公民行进的年份。还会有很多类似于邓玉娇啊,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媒体会更加旗帜鲜明,腰杆会挺得更直,公民权利会更好地被捍卫。

  记:反观你自己呢?

  白:我曾反对抵制家乐福,我说你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你没有权利去责怪别人。(因为这个事情被骂成卖国贼)但是它太有价值了,没说的话我会愧对自己的良心。有无数的人看到这种情绪当中不对的地方,为什么不出来说话?自保嘛。我觉得我到了这个年龄,该主动地适当地去挨骂,如果有益于公民社会的建设的话。

  我经常挨骂。关于仇富,现在的富人都是由于不法的制度富起来的,所以大家恨他的话我们该恨的也不是那些人,而是导致这些人富起来的制度。然后网上一堆骂我的。你没觉得其实我说的是更尖锐的话吗?鲁豫问我被极端表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说民族脊梁啊;然后呢,我说第二天突然看到有人骂我汉奸,太正常了。很多人骂我,我早就适应了。据《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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