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东飞

　　2009年12月，历时一年，河南省洛阳市一家电瓶维修店店主吴公民终于草拟出《电瓶修复市场规范（征求意见稿）》。吴公民原本是洛阳某大学的法学老师，开电瓶维修店之后深感这个市场比较混乱，遂萌生了制定一个电瓶维修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的想法。不过，当地政府法制局回应说，这个想法很好，创意不错，但是难成地方性法规。（《郑州晚报》1月6日）

　　应当说，“个人立法”的说法并不准确，更严谨的表述应当是“个人起草法规草案”。当地官方的回应也不无道理，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实践做法，委托立法的对象一般不能是公民个人，而应当是社会组织或特定群体。而且，立法的程序也应当是先确定立法的项目，再进行起草法规草案的任务委托，而不是一下子拿出征求意见稿。从吴公民所拟“法规草案”的内容来看，也更适合作为一部行业自律规范，而不是地方性法规。但无论如何，公民“个人立法”的尝试都值得赞许，至少它是一次难得的公民精神演练。

　　公民精神的一个核心要义是，有愿望有能力去参与公共事务。体现公平正义诉求的立法，是整个法治社会得以实现的源头和基础。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形成的是一种“部门立法”的模式，其“国家立法行政化，行政立法部门化，部门立法利益化”的弊端广受诟病。为了摆脱这种立法模式的束缚，各地立法机关开展了种种“开门立法”的尝试。从立法规划到草案制定再到公开征询社会意见，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以及公民个人逐步被纳入立法博弈的视野之中。但是，必须看到，受制于法治意识和专业能力匮乏的现实，普通公民在整个立法博弈中的作为仍有极大拓展空间。

　　事实上，积极的公民足以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甚至改变公共事务运行的方向。去年10月，广州“破天荒”地向社会公开了市级部门预算，从而在此前以“国家秘密”为借口的重重幕布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不仅上海等城市也一改口风，承诺积极跟进，而且在国家层面也启动了所有中央部门预算都向社会公开的3年“倒计时”。而这些积极连锁反应的起源，是“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李德涛坚持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的申请。同样是在广州，一群居民的意愿表达改变了番禺垃圾处理的原有格局，垃圾焚烧到底有无必要，垃圾分类到底能否推行，一场关乎城市前途和市民利益的讨论和试验正在进行之中。从这些事例中，很容易看到那些积极公民的身影，他们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且不缺乏专业素养的准备。

　　回到洛阳市民尝试“个人立法”的话题上，这样的公民精神演练正是一个锻造积极公民的过程，从参与意愿到参与能力都将在这样的演练中受益。可以设想，即便此次“个人立法”未能成功，这位名叫吴公民的公民作为一个有准备者，同样能在今后的立法事务或其他公共事务中发挥自己的才能。时代进步伴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而公民社会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由一个个积极的公民组成。从这个意义上，吴公民的“个人立法”有理由受到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