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内部电影

　　所谓“中南海内部电影”，通常说的就是西楼大厅所放映的电影，是中央领导人同机关干部、职工一起看的公开发行，或暂不公开发行的电影。张宝昌在中南海工作了27年，耳闻目睹了许多与中南海内部电影有关的故事，其中有些故事相当感人，有些十分有趣。《中南海内部电影》刊载于《百年潮》2010年1期，由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

　　西楼大厅观看电影故事

　　居住在中南海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看电影，分工作片和娱乐片两种。供片单位和影片类别，有电影局的送审片；文化部通过发行的，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国产片、外国片、香港片；中国电影资料馆购进或交换来的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动态方面的内部片；中央军委的特殊片；解放前留存下来的旧片等等。对于首长们来说，通过观看和审查这些片子，既能扩大视野，了解世界，又能减轻疲劳，得到休息，如果在规定的日子看即将发行的故事片，还能接触不少机关干部和职工群众，无疑，这又是一件大家都很高兴的事。当然，西楼地属中南海甲区，警卫级别是高的，相关人员出入，必须要持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名制作的通行证。但就看电影而言，凡是能进入甲区或在甲区内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干部工人，职务高低，除了个别情况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这两天晚上的7时30分，到西楼大厅买票看电影，每场票价两角，包括首长及其家属，无一例外。对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邓小平谈到干部作风时，还专门以此为例。他说:“这是中央以身作则，带了个好头，它好就好在：(一)不论是谁自己掏钱买票；(二)坚持同机关群众一起看，并且形成了制度；(三)在规定时间、地点放映，没有谁等谁、照顾谁的问题，到时间就放；(四)不搞首长个人专场，没有特殊化。”

　　此前，有关部门为了保证中央负责同志能及时看到国产新片，也曾安排过专用拷贝。虽然后来取消了，但发行公司得到新片时，仍优先供应并收每场折旧费10元(含新闻、科教短片)，如借用影片厂留用拷贝，则每场收折旧费15元。西楼电影同外面影院一样，取片是要付钱的，所以看片就得买票，没有公款招待一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常在西楼大厅看电影的首长有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谭震林、胡乔木、张际春等，特别是前四位，几乎每场必到。

　　西楼每月在规定的日子里，平均要放映9-10场电影，国产片一时接不上，就由放映组挑选一些暂时适合机关内部小范围观看的中外故事片，其中有两部电影曾引起不小的议论。一部是《早春二月》，另一部是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旧片(片名已忘)。前者是刚制作完的新片，又是名演员孙道临、上官云珠、谢芳等主演，因此来的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较多，当时快把整个大厅都坐满了。大家看后反映热烈，纷纷叫好，尤其是邓小平夫人卓琳兴奋地说:“电影拍得真好，演员演得也好，我们当初不少青年参加革命时，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几位首长夫人也赞扬道：“故事编得曲折生动，人物感情含蓄细腻。”然而过了不久，这部在我们看来拍得不错的《早春二月》，却被人扣上“宣扬小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问题反映到高层，周总理亲自过问。据放映组组长于器海回来对我们讲:总理在西花厅看过片子后，还找导演谈了话。

　　至于20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那部电影，那天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演员中有江青(江青当时叫“蓝苹”)。当银幕上出现“某某蓝苹饰”的文字时，场内顿时发出了一阵轻微的惊诧声。随着故事逐渐展开，蓝苹的镜头也多了起来，由于她演的是个举止轻浮、不算正面的角色，所以给人的感觉相当沉重。散场时，王光美习惯性地回头看看大家，突然一惊，发现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在场，就大声说:“这个片子的内容我们事先不知道，服务科的同志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声。”话音一落，即引起了更多人的尴尬，使得大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此刻邓小平出来解围，他边走边说:“算了，算了，回家吧！告诉他们(指服务科)，这里不要再放这种片子了。”此事说大就大，说小也小，毕竟江青已参加革命多年，是从延安来的老人，当时又是毛主席的夫人，再放映她过去在上海演的那种电影，自然影响不好。所幸此事无人查问，平静地过去了。但使人料想不到的是，过了一个月，竟有几位心直口快的人对我们说:“感谢服务科放映组的同志，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典故。”

　　西楼大厅放映的另一类影片，就是专供首长看的工作片(也叫参考片或审查片)。以1964年11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为例，片子从196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在3年多的时间里，涵盖了多方面的设计、实验、准备，直至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爆的一系列机密内容。中央军委将此片作了严格的分级监管，按不同部门和干部的不同级别，有针对性地选择密级放映。在我的印象里，196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片子由部队几名武装干部护送到西楼，给中央领导层审查观看时，其安全保密程度之高，让人颇感意外。原本在现场值班的工作人员，也被明确规定一律不准擅入放映大厅，除非有急事要找首长接电话，才能进去通报并须尽快退出。就连在放映室内，都有随片而来的武装警卫严加保卫，以防他人进入。这种措施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

　　作为首长看的工作片，还有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由战争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纪录长片；60年代苏联的《雁南飞》、《第41》等，以及西欧、日本的原声片(现场配同声译员翻译讲解)。毫无疑问，所有首长看的工作片在一定程度上为党内高层分析形势、作出判断、决定问题提供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电影的关注

　　毛主席早期看电影的场所，是离住地仅一墙之隔的含和堂。我在放映组一些零星资料中了解到，毛主席看过的美国片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基督山复仇记》等。此外，毛主席另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就是中南海春耦斋，它位于风景秀美的静谷园内，未经修饰前，是所很陈旧的大屋子，周末毛主席和其他首长经常来此跳舞；后来安装了放映座机和银幕，便成了跳舞和看电影的活动场所。不过平时毛主席很少看，只是逢年过节为了招待大家，增加节日气氛，在舞会结束后放映一至两部香港片或苏联片。每到这个时候，舞厅又是另一番轻松欢乐的景象：舞伴们和工作人员，人人提着一把椅子，紧紧地围着毛主席，高高兴兴地一边看电影，一边自在安逸地休息着，而此刻首长也显得格外安详，像过年家里团聚时的老人一样。

　　后来随着毛主席年龄增高和工作压力增大，看电影的次数就更少了，甚至一两个月都不看一次。再往后他仅在新住地——游泳池，偶尔看看“样板戏”拍成的电影。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他老人家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视力和腿力衰退尤为明显。江青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节奏和增加他的活动量，精心搞来了若干“过路片”。所谓“过路片”是我们一种专用的通俗叫法，这些片子由香港派专人选定送到广州，再由广州当天将片子送上飞往北京的客机，片子到北京后归江青管，别人不能过问，相当保密，一般不超过三天即送回香港。

　　而周总理对于电影，是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的，不仅重视本国的，也重视外国的，而且还切实做到了“洋为中用”。例如: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的影片出来后，周总理很快就在国务院小礼堂，邀请各部部长和有关领导前来观看，并极少有地在放映前讲话，他说：“今天我和几位副总理请大家一起来看这部影片，是要了解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已发展到了什么水平，看到了他们，也就看到了自己。高级干部当然要抓政治、抓业务，但也要重视国外的先进技术，要不断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我们不能长期落后，长期落后是要吃亏的。中国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

　　当时国内形势虽然有了初步好转，但“左”的思想还很重，不少人一谈起美国，就说是“帝国主义”，也不敢多说它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因此看了眼前出现的镜头，加上周总理的讲话，大多数人开始沉思起来，有人甚至不断叹息。

　　在一段时间里，我国先后引进了美国的《巴顿将军》，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大海战》，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欧洲和北非国家的一些影片。对于这些反映历史、战争或描写某国现状的片子，周总理在不同场合都十分明确地讲过：“就是要花点钱买进来，因为我们同各国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搞禁运、搞封锁，想孤立我们，用尽各种办法不让我们见识世界先进技术，但搞了几年就搞不下去了。再说我们自己也总会有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一天，所以不仅要正确认识和总结自己的东西，也要不断了解和研究外国的东西。看他们——些有价值的电影，是我们了解世界简易而直观的办法。”在周总理细心周密的安排下，进口电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放映，让中央首长先看，然后逐步转为机关内部看，最后上市公演，广大群众都能看。如此有条不紊，逐级下来，大家都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