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没有什么，比这样更令一个外乡人惊喜：他可以在某个春风并不太沉醉的夜晚，重返到那个并不太知名的小城，在他缓步行过陌上小路的瞬间，会有一种熟悉的气味，将他迷离。或许，之于城市的土著者，那座城不过是一种庸常生活的点滴——方言、一些当地特产，或者还有更多附加在城市名字上的遗留与记忆，欲剥难离。

　　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城，我们都可以通过那个城市的名字从容地归去。那是情感，那是血浓于水。当然，那也可以是另一种意义的迷离——当我们面对可能回不去的记忆。近日，株洲市天元区政协委员邓辉军提交《关于“神农城”重点工程建设的若干建议》提案，建议将株洲市命名为“神农城”，引起争议不断，反对者认为这是炒作，改名必定占用社会资源，对纳税人极不负责。（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A04版）

　　我们从不否定表达的勇气，我们尊重表达，就像大多数时候尊重以经济实用的观点看待。但在经济的放大镜下，任何事物会摄人心魄，也会有一种被忽略的错觉：邓委员说，“神农城”不是更名，只是建议给株洲一个城市美誉定位。当一个城市拥有遐迩闻名的美名，其传播效应下的经济魅力自然不难期许，问题是，“神农城”承载得起这样的重任吗？将株洲与“神农城”扯上关系，可能更多只是出于当地一些名陵名墓的缘故。而倘若考证“株洲”的由来，其在南宋绍熙元年或者更早就已经出现。在今天大多数国人的心里，提起湖南的工业之城，公众首先想到的依旧是株洲。

　　或许，城市的美誉度需要用时间来丈量。然而正是因为那些难以把握的漫长光阴，我们更需要有对一个城市定位的清晰考量。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前车之鉴可以参考，不用列举，只要略加搜穷报章，都可以看到那些文化与经济皆失的案例。当然，也不乏成功的勇敢者：四川灌县定位于“都江堰县”、福建崇安定位于“武夷山市”、云南中甸县定位于“香格里拉县”。当城市重新定位的风险与发展并存时，在勇气之外，其需要的还有考证的前置、公共讨论的必行，或许定位成本与收获的精打细算。

　　没有考证，没有公共讨论，没有精打细算，我们很难说重新定位的建议，是不是又一次勇敢者的冒险。株洲市天元区相关领导说，“更名”与否政府并没展开讨论，但邓辉军对“神农城”工程的一系列有益建议还是很值得专家研究采纳。这是值得赞赏的态度：若加以比喻，城市的更名抑或重新定位从来都不应是一条路，它可以任人装点，试图通向那些自以为是的目的地。城市回家与认同的路，要来自民意，要来自历史，也要来自经济。也许它不过是几声汽笛，抑或林立的工厂，但它总会让我们想起，在南方之南，有一座温暖的城市，叫做株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