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回放：

　　蒋一苇被查出患上了癌症 亲自写信相邀吴敬琏。吴敬琏没有办刊经验，对行政管理也毫无兴趣，显得非常犹豫。

　　1991年年底，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准备十四大的座谈会。重疾在身的蒋一苇抱病与会，不得不提前退场。吴敬琏起身相送，临别时，两人持手相望，竟是不合，均知这一别就可能是此生永诀。

　　从1992年第一期起，吴敬琏慨然接过《改革》编务，与蒋一苇合署主编。1993年1月，蒋去世，吴敬琏接手杂志。在整个90年代，《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思想重镇，吴敬琏以及多位学者的最新观点大多首刊于此。在1998年，经济理论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授予11篇论文为当年最佳理论文章，其中有5篇出自《改革》，为一时之盛事。吴敬琏可谓不负蒋氏所托，他主编此刊一直到2000年，此后出任名誉主编。

　　所谓的一篇长文和一部著作，指的是1991年12月发表的长篇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几乎同时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

　　在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中国经济再度进入高速成长的周期中，万马奔腾，尘埃四起，又忙又乱的景象让人喜忧参半。

　　吴敬琏回忆，“在1992年中期到1993年中期长达一年之久的时间中，各方面对宏观经济的这种态势的看法很不一致”。在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场论战再次燃起。

　　大部分报刊把这场争论说成是“热”与“不热”的争论，似乎当时只存在两派：主张“不热”的改革派和主张“已经过热”的保守派。可是据吴敬琏的观察，实际情况要比报刊的说法复杂得多。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当时主要存在四种不同的观点。

　　其中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厉以宁。事实上早在1985年，他在与刘国光等人的论战中就已经形成了自己关于通货膨胀的基本观点。根据他提出的“非均衡理论”，在经济转型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有限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减弱。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据此，他提出了“顺势疗法”和“逆势疗法”两套方案。前者就是容忍一定时期内适度通货膨胀的存在，增加经济活力，切不可采取单纯压缩需求的政策。后者则是采取一切措施先消除通货膨胀，然后再采取措施使经济复苏。他当然是支持实行第一套方案的。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厉以宁还在1993年年末朱镕基召开的征求意见会上，将抑制通货膨胀和减少失业联系在一起考虑。他认为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采取“就业优先，兼顾物价稳定”的政策。

　　吴敬琏并不认同厉以宁关于通胀与失业的分析。他在同一个座谈会上指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依据的是老凯恩斯主义失业与通膨负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这种简单化的说法连新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过时。此外，所谓由于通货膨胀对所有人的损害都是相同的，因而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说法也无根据，事实上，通货膨胀是一种具有再分配功能的“恶税”，它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从手到口”的工薪阶层。因此，他的政策取向是，必须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制止通货膨胀的蔓延之势。

　　从政策的选择来看，在这次论战中，专家们的分歧其实在于“边治边理”还是“先治后理”。总之，这是改革史上的又一次大论战。

　　2009年8月，行将80岁的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顾1993年的那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他评价说，外汇改革最成功，财税改革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再次，社会保障改革最无成效。

　　吴敬琏和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一样，是赞成用公司制度（在中国又常常称为“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但是，他对于从1986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以国有股为主，包含部分“企业股”和少量个人股，按持股比例分配董事会席位，董事会与经营班子高度重合的“股份制企业”又是不满意的，认为这种“股份制企业”不符合现代公司的规范，也不可能有效运行。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93年，他与钱颖一合作完成《关于公司化》一文，它先是上报了中央全会写作组，然后又发表于1993年8月24日的《经济日报》。

　　下期预告：

　　当时在全会文件起草组里领导企业改革调研组的陈清泰认同这篇文章的观点，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