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祝勇 合著】

　　上期回放：

　　在设计完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后，张仃在其后的日子里，又马不停蹄地主持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系列邮票（1959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系列邮票（1957年）……

　　……从“文革”的九死一生中幸运复出后，张仃又用自己的热情包装重新获得新生的中国。只是这一次包装的方式不再是设计邮票、国徽、展台，而是壁画：为获得新生的中国增加新的色彩。

　　从“文革”复出后，张仃主持过首都机场的壁画制作、长城饭店的壁画制作……也许是重新获得了解放的原因吧，张仃在首都机场那幅气势宏伟、酣畅淋漓、汪洋恣肆的《哪吒闹海》（1979年）的长卷中，使用的主色调就是红色；而在为长城饭店设计的壁画《长城万里图》（1983年）中，金色是景色眉宇间的主要气质。色块的鲜艳、打眼，体现的正是一个被解放者的好心情。

　　如果说张仃在此之前对新中国的包装具有浓厚的精神色彩，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点，这一阶段的包装则是物质性的。它表征着一个正准备腾飞的再生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仃才会说：“当你面对一堵墙时，你一定要把他看作一块纪念碑。”这是为了让物质性的墙壁寄托更深厚、更坚实的希望——比黑色所承载的希望更厚实的希望，是为了让物质性的墙壁，而不是让纯粹“精神性原子弹”，来作为我们的生活背景。

　　（2）

　　北平《世界日报》的兼职广告设计师、北平美专国画系学生张仃，在1934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去同学凌子风家时，被国民党宪兵突然抓捕，那一年他只有17岁。当局抓捕张仃的理由是他“煽动反政府”——这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一项罪名。然而，法官在宣判上述“罪行”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真正“煽动反政府”的，乃是“政府”自己。

　　这位来自东北的小个子最初的举动，发因于对当时美专艺术教育的不满，和对国家命运的焦虑。在张仃看来，像美专传授的那样画那些高冠贵胄和病态仕女，在山河破碎的时代背景下，实属彻头彻尾的堕落。相对于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这种意淫式画风含有浓厚的不道德成分。当张仃认识到这一问题，便无师自通地画出三十多幅针砭时弊的漫画。这些作品和张仃正在接受的艺术教育，几乎毫无关系。

　　这组漫画在北平艺文中学的小礼堂里一经展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因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京报》“副刊”对此专门作了报道，还选登了张仃饱具讽刺意味的作品《有吏夜捉人》），也引起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对于张仃的关注，他们热情邀请张仃为左翼刊物《潮水》搞编排设计。国民党当时患有极为严重的“恐左症”，生怕在一不留神之间，某一根善于惹是生非、不安分守己的稻草会打翻自己的千秋伟业。因此，警察抓捕和共产党地下组织有所接触的张仃，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就在画出那组多达三十余幅的漫画作品之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心怀不满的张仃，早已和另外两个美专同学一道走出校门，从北京奔赴山海关东北军的前线驻地，凭着一腔怒气和热血，又是演讲又是画宣传画，试图鼓舞士兵们收拾旧山河的斗志。由于张仃和他的两个同学的姓氏按照国际音标，其发音的头一个字母都是“Ｃ”，于是他们就称自己小小的组织为“三Ｃ战地宣传队”。这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哪里知道，他们为自己充满正义和良心的行动小组的命名，刚好犯了大忌：“三Ｃ”是苏共（ＣＣＣＰ）的拼音缩写！当他们知道这个名号和自己的身家性命有着严重的利害关系时，吓得直吐舌头，连称自己命大。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一偶然似乎已经暗示了张仃的画笔与革命的某种必然的联系。

　　下期预告：

　　张仃当时最崇拜的人物是鲁迅——这一点在今天依旧没有改变，老年张仃放在案头，几乎已被翻烂的著作，就是那套旧版的《鲁迅全集》。

　　张仃的红与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