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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立场

　　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除了“夫人腐败”、“子女腐败”、“秘书腐败”外，一些领导干部的司机参与腐败犯罪的现象也格外引人注目。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4月18日《半月谈》)

　　专车司机，是一个特殊工种和敏感岗位。他们虽然属于机关中的工勤系列，无职无权，但事实上，由于领导和司机一方或双方的某些问题，一些司机倚仗与领导的特殊密切关系，凭借领导的权力及威望，能够享有到相当的“特权”。这种“特权”是领导者权力的衍生物，是专车司机从事腐败行为的“法宝”和“护身符”。事实上，司机等领导干部“身边人”腐败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利用自己特殊的工作条件，盗用并出卖领导干部的权力，满足不断膨胀的私欲。

　　眼下，专车司机腐败现象已不仅是一个地区、几个部门的小范围内的个别现象，它已逐渐在权力腐败的圈子里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笔者想说的是，一些领导司机分享了领导权力，无非是由于某些领导的权力太大，而且用权不能真正受到监督和制约。换言之，领导司机“有疾”，终归是领导干部“有病”，是领导干部用权行事不端造成的。领导司机的非正常能耐，表明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与不正之风的扩散。不难看出，领导干部司机腐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领导司机放松主观世界改造方面的因素，也有领导干部监督缺乏有效管理的因素，还有体制机制不健全的原因，尤其是行政权力不受制约，使这些领导能够滥用职权。

　　贪污腐败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曾作过深刻剖析：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一个社会主体的运行，不能自我保证永远驶于正轨。所以，社会需要一套严密有力的监督机制。显而易见，体制机制不完善，是造成司机腐败的制度原因。不论是领导干部腐败，还是其司机腐败，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社会上存在腐败的环境，有搞腐败的条件。

　　对应于权力运行的权力监督也需要形成体系，方能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社会运行需要付出成本，监督作为社会的必要机制当然也不例外。有两点要搞清楚：一是谁来监督，二是谁支付监督的成本。从理论上说，外部监督的成本小于内部监督，制度化监督的成本小于随意性监督。在权力之外，构建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监控和规范权力的运作方式，使掌权者不能滥用职权，无疑是反腐败的一条重要途径。问题的关键是，监督主体的设定及发挥作用的机制如何步入正轨。

　　在我国公共行政监督体系中，群众监督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主体。六十多年前毛泽东在陕北回答民主人士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答案———“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来，才不会人亡政息。”笔者认为，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才能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人民监督政府在建设民主社会中之所以有非常的效力，原因不在于它本身的直接力量，而在于一种无形的间接力量。这种力量虽然不像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法律权力那样直接，但是它能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压力，它是一种道德的力量，逼人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