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南方周末》法制版刊登了一篇《大学教授超生记》，该文似乎触动了国策的痛处。文章说，这是中国实施计划生育三十年以来最受人关注的超生事件，法学教授杨支柱因为超生二胎而被学校解聘，继而引发网络众议。但赞弹之论常常又是单薄的，一个超生婴儿艰难又充满争议的出生过程本身，才是对二胎政策之复杂性的最好注解。

　　杨支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教授该不该生第二胎？我认为该生，站在高度上说，是为了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未来。杨支柱夫妇都是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精英一族”，从遗传基因来讲，生的孩子是健康聪明的，教育条件好，有利于孩子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杨支柱夫妇也有抚养二胎的经济条件。在我看来，实行计划生育30年，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在下降，尤其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缺乏承受力和吃苦耐劳，干事业就需要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有美国军事家撰文分析中国军队“软肋”时说，中国的军队勇敢拼搏的精神在下降，原因到了这一代军人大都是独生子女。

　　我认为杨支柱教授该生的最大理由是，计划生育既然是国策，就要人人平等。杨支柱生二胎是在追求权利的平等。在中国，计划生育已造成了最大的不公，如今有三种人想生就生，要生多少个就生多少个，一是有钱人，因为他们不怕罚款(交社会抚养费)，我在粤东常看到有老板开着豪华车，车里是一群自己的孩子，曾经有老板自豪地对我说：“这些都是我用大捆钞票买来的(交社会抚养费)”。有钱能多生孩子，当然让人羡慕，更让那些工资族甚感惭愧。当然，由于老板们忙于经营，家庭教育的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他们对孩子疏于管理和教育，尽管有过多的钱送孩子去贵族学校，但许多孩子仍然不愿读书，要成为人才就难，可以说，这些“富二代”更难担当国家栋梁。二是穷人，还要有点无赖精神，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对于这种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连他家的门都不愿上，罚款拿不到一分，还可能要挨一顿臭骂。我们村里的低保户，生活困难，但孩子却比谁都生得多。还有一个残疾人，娶的老婆有点傻，也就是我们的说智力问题，生的3个孩子其实智力也有问题，就是没有智力问题，也没有培养教育的资本。在农村，这样的一群人却是超生的积极分子。三是有权人，这些人虽然不敢明着生，但可以暗着生，变着戏法儿生。有的官员在国内和妻子生了一胎，然后妻子成了外国人，就可以生几胎，谁去管？也没法管得了。有的官员包养二奶、三奶生(包养二奶、三奶生的还有那些有钱人)。还有的虽然前后计划生了两胎，但人家聪明，上户口时却是“双胞胎”，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至于那些明星，就不想说，因为人家大都在国外生孩子，他们生了多少个，国人也无法知道。而工资族们想生也不敢生，怕交不起社会抚养费，怕丢了饭碗。而事实上，这种生育权利的不平等，制造了矛盾和不懑，不利于社会和谐。

　　要说从家庭教育环境来说，很多工资族最适合生两胎，一是他们有时间教育孩子，二是有经济条件抚养二胎孩子，但是他们偏偏没条件生二胎。比如一对是中小学教师夫妇，生二胎是最好的，但他们生了二胎就面临失业。我赞同计划生育，但不赞同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于现行计划生育的弊端已经有人说了很多，独生孩子问题多、老龄化危机、男女比例失调等等。计划生育最好是“奖一放二禁三胎”，一胎应予重奖，既然超一胎要罚20万元，那么生一胎的为何不奖20万元(计划生育部门要杨支柱交20万元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30年，那些罚款在哪里去了？要禁生三胎，仅靠罚款是没有用的，应该立法筑起堤坝，使其不能突破，比如生第三胎不仅要罚个倾家荡产，而且要判刑。否则计划生育就永远不会公平，现在是有钱有权的人在超生和偷着生，没钱的穷人在赖着生。

　　有专家在《凤凰周刊》、《南方周末》等报刊撰文说，如果实行二胎政策，比实行一胎政策生的人还少，以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的山西翼城县、甘肃酒泉市、河北承德市、湖北恩施市，年均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都低于周边地区。如果全国从一开始实行二胎政策，也许现在也超不过12亿。据预测，按总和生育率2.0计算，2043年全国人口达15.5亿，可能实现零增长。因此，放二不会导致计划生育失控、人口激增。放二的好处，实质是改善人口结构，将生育的基本权利有限制地还给人民。

　　有意思的是杨支柱教授三年前撰文力挺重庆反拆迁的“最牛钉子户”，如今他却成了计生“钉子户”，虽然我不赞成他的“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的观点，不赞成是怕他生了二胎，还“自由”地生三胎和四胎，因为就目前来说，中国最适宜的生育政策应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