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龙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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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任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卫良等6名官员被双规后，已有5人被批捕，1人被停职在家静等审查结果。消息人士透露，案发缘于医药企业的举报，“针对药监部门的调查仍在继续”。此次药监部门的调查，被业内人士喻为郑筱萸之后第二次地震。（4月18日《经济观察报》）

　　2007年，随着郑筱萸的伏法，及药监局一系列改革的推出，药监系统被喻为“进入后郑筱萸时代，阳光化的开始”。应该承认，在那场药监风暴之后，重大医药事故明显减少。但随着近期以来各地问题疫苗事件的集中爆发，尤其是药监系统再现腐败窝案，不能不说当初的判断过于乐观了：我们真的进入“后郑筱萸时代”了吗？

　　卫良案无论是涉案金额还是涉案者身份，都无法与郑筱萸案相提并论。但本质上所暴露的药监系统问题，却与郑筱萸时代并没有什么区别。郑筱萸案要害在于权力过于集中，为个人腐败创造了极大的寻租空间，直接危害就是降低了药品审批的标准。而卫良等人曾任职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和药品安全监管司，担负的恰恰就是生物制品的注册工作和所有药品的安全性能检测和监督。无论是腐败的路径还是手法，此次腐败案与郑筱萸案都殊途同归———关键环节上缺少必要的监督。

　　检察系统人士表示，“目前药监系统曝光的案件没有高官，至少说明后郑筱萸时代，在权力约束方面还是有所改观”。但笔者认为，判断权力约束是否改观的标准应该是权力腐败的危害性，而不是落马官员的职位高低，无论是哪级官员出了问题，都给整个社会的安全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事实上，这种“腐败级别下移”更值得忧虑：为什么当权力不那么过分集中的时候，药监系统仍然会爆发腐败窝案？为什么部门负责人、部门副职甚至只是一些办事员角色的官员，也能像一把手一样有恃无恐地进行权力寻租？

　　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开始，并不以某个标志性人物的命运为转折，而应该是以制度的重建为起点。郑筱萸案后，药监局迅速出台了8条禁令遏制腐败，以及新的药品审批新制度。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和制度要么没有对症下药，要么没有得到良好的贯彻和执行。对腐败，最坏的一种情况莫过于：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其实我们还停留在“后某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