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表达]

　　盛翔（湖南 职员）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指出：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报告提出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4月19日《中国青年报》）

　　公民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对自身权利的维护，被提升到破坏稳定的高度，这在当下的维稳实践中确实非常普遍。维稳与维权的极度对立，严重加大了政府部门的维稳成本，同时还间接鼓励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戾气思维，让暴戾之气在社会各领域非正常弥漫，维稳工作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我非常赞同学者们对当前地方政府维稳思路之根本错误的分析。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通过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本质上只能是以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式集聚起更多潜在社会矛盾。

　　“维权就是维稳”的正确性，相信大多数地方政府维稳部门也不会反对。然而，它要想在现实中真正得到落实，难度却非同小可。倘若没有依靠于法律与制度的强力约束，习惯于权宜性治理的政府部门，必然很难从政绩追求与暴戾习气中脱胎换骨。相反，越是简单强制性的，越是能一逞权力暴戾的，越是容易受到青睐——当稳定已然成为一种重要政绩，公平正义却很多情况下无关官员乌纱，那么维稳也不可能站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立场。

　　“维权就是维稳”要从研究课题走入行政现实，仅仅依靠权力自觉注定只能是空谈。谆谆教导政府部门破除“不稳定幻象”是没有作用的，要践行“维权就是维稳”，关键之处还在于约束权力，特别是强化司法独立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唯有法律在权力之上，法治在人治之上，维权与维稳才不至于动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