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干骐结缘控申接待已有八个年头了。

　　“来到这里的群众，不是奔波已久、身心俱疲，就是心结难解、愤愤不平。”在彭州检察院控申科工作八载，从始至终，41岁的干骐对待来访者从来都将心比心，因为他知道，某种程度上，来到他面前时已是他们的“最后一扇门”。“人都希望被理解、被尊重，老百姓到检察院申诉，就是希望能讨一个‘理’字，得一个说法。我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 聆听他反映的问题，给他指出一条路，让他有路可走。”为了让每一位来访的群众“告状有门”，干骐可没少想办法。在这个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连心窗口”，虽没有惊心动魄的侦查破案故事，也不会出现荡气回肠的豪言壮举，但干骐却凭着对老百姓的朴素感情，用真心和忠诚保持着检察接待信访渠道的畅通。

　　一颗慈悲心

　　聋哑人家庭抓到“救命稻草”

　　“来到这里的群众，不是奔波已久、身心俱疲，就是心结难解、愤愤不平。”干骐告诉记者，他每接待一位来访者，都是在聆听一个或曲折或无奈的故事，无一例外的是，他们渴求的眼神中均满含着期待。

　　2007年，一个来访的聋哑人让干骐再一次感受到这种期待承载的重量。一天早上，两个来访妇女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来到控申科，怯生生地站在干骐面前。看他们粘了不少土的鞋子，应该是从农村赶了很远的路来的。干骐赶忙起身招呼他们坐下，边递水边问明来意。这时，那个牵着孩子一直很拘谨的妇女，突然焦虑地皱起眉头，伸出手比划起来。她比划着，嘴里不停地发出咦咦呜呜的声音，眼神焦急地望着干骐，似乎是在征求回音“检察官，你听得懂我‘说’的吗，你要帮帮我……”干骐还是第一次接待聋哑来访者，他浑然不知来意，只是从妇女的眼神里看到了焦急和期待。经过同行妇女地翻译，干骐才算知晓了来意，原来，该妇女姓黄，一家三口包括4岁的儿子在内，都是聋哑人。丈夫因扒窃乘客被起诉，不久后将开庭审理，面临着牢狱之灾，她来是为丈夫求情的。“他们家里很穷，丈夫并不是坏人，平时打点零工养家糊口，这次犯罪也是一时犯糊涂，求您帮他说说情吧。”同行的翻译说到这里，黄某用力地点点头。原来，一家三口的生计全靠丈夫一人打工维持，儿子眼看就要上学，如果丈夫不在，整个家就难以维持了。

　　听到这里，干骐分明感觉到，获得从宽处理，似乎成了这个聋哑人家庭的一根“救命稻草”。安慰了这对聋哑母子，将他们送走后，他第一时间向院里汇报了情况。随即，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在开庭审理环节考虑残疾人为法定从轻处理情节，依法适用，宽严相济。最终，法院予以采纳，黄某的丈夫被判缓刑。缓刑释放后，干骐心里一直惦念着此事，有一天，他与院领导一起来到乡下看望这个聋哑家庭。“黄某见到我，不停地打手语，后来看我不太懂，她就对着我一直笑，笑得很纯朴。”干骐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黄某的丈夫得知帮他说情的检察官就是他后，拉着他的手，走到人少的院子里，摊开左手，用右手食指用力在手心上比划了五个字，“以后不扒了”。写完后，他认真地望着干骐，笑得很灿烂。

　　倾听民生诉求

　　连续八年保持涉检“零上访”

　　来到控申科，他很快从来访者或焦虑或无奈的眼神中读到百姓的期待和自己的责任，“老百姓上访，大都有不公、不平、不明之事，我以心换心，百姓也会通情达理的。”从此，他对控申接待有了更深地解读，这里是检察院的窗口，是司法救济的最后一道环节，更是来访者几经辗转后的“最后一扇门”。

　　为了做好这“最后一扇门”的工作，干骐没少下工夫。上任以后，为了与科里的年轻干警分享心得，他想了一个办法：在科内开展“如果我是‘上访人’”的讨论活动。干警们角色互换，换位思考中深刻体恤了上访人的迫切诉求和焦急心态。“大家都不容易啊”，做了一回“上访人”，干警们感同身受，之后的接待，大家自觉地做到了 “一起立，进门一声问候，二让座，倒上一杯热水，三工作，有一张笑脸”和“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处理问题有回声”的热情文明接待标准。控申科也因此连续三次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文明接待示范窗口”称号，连续八年保持涉检“零上访”。

　　“5·12”地震发生后，在重灾区彭州，“老控申”干骐多次接到乡亲们涉及灾后重建的来访。干骐意识到，此时此刻，了解民生诉求、反映受灾群众心声，寻求解决民生诉求的渠道，是一个检察干警、一个灾区基层检察院在危急时刻最大的“突击任务”。于是，他积极向院党组建议，下沉服务，了解受灾群众所想所急。震后三个月，在13个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群众诉求流动服务站”建了起来。在龙门山镇，干骐尝试性地邀请检察官驻守，随时接受乡亲们咨询，并将救灾物资发放情况予以公开宣讲，让乡亲们心里有底。通过这样的渠道，受灾群众的民生诉求得以有效解决。

　　本报记者 卢佳丽 摄影 于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