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瑜

　　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

　　1936年生于苏格兰，1963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9年到1995年执教于牛津大学，任该校埃奇沃思讲座经济学教授，Nuffiel d学院院士。曾担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是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因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获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科学期刊上的中国名字多了，这是创新的开始

　　文汇报：眼下，创新正在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全球战略。您怎么看创新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答：经济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当一个国家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时，比如中国，技术创新并不是很重要。但他们是错的。我们来看日本历史上发生了什么。1950年代，日本还处在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他们为取得欧美发明的产品在日本的生产权支付了大量费用，然后便很快开始了自己的发明创造，由此拥有了很多重要技术。这对索尼、本田、东芝等公司的发展非常重要。我们会在中国看到同样的情况。

　　最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科学期刊发表了很多新的研究报告，署名的作者里出现了很多中国名字。其中一些报告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由在美国的中国人做的。这就是创新的开始。当然，我知道你所说的创新可能还不仅仅是指发明新东西，它和设计有很大关联。你不能直接从美国进口新产品，然后简单仿造。你要花费大量的钱，就像日本人以前那样取得许可，然后才可以大规模生产。另外，人们会以不同方式来使用一些东西，比如手机，你们大量生产的是便宜的手机，功能比较少，但这种手机在相对低收入的国家会有非常大的销量。

　　创新并不总是非常神奇的事情，比如创造一个平板电视机。技术创新当然非常重要，中国公司需要花更大力气在创新上。创新并不仅仅指发明新的东西、新的产品；设计也有很大的价值。对公司来说，重要的是比竞争对手做得好一些，除了发明，设计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文汇报：那么，哪些机制能够激励人们的创新行为呢？

　　答：直接激励创新可能并不容易。我们应该相信，生意人自己会意识到在哪里可以借助设计来提高竞争力。我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支持服务”（back up service），来检验新的发明是否真的可用。比如，发明一种新药就必须测试，至少要确定，孩子不会因为服药而受到伤害。这类测试等服务，需要政府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可能比政府直接介入创新更加重要。当然还可以做其他很多事，比如让商学院开设相关课程等等，这也是需要政府鼓励的。

　　文汇报：除了创新的社会环境外，在您看来，创新的真正主体应该是谁？

　　答：创新的主体可能是商业本身，因为真正要出售这些创新产品的是那些公司。当然，在很多国家，许多实验和发明也在大学或政府的研究机构里完成，而不是直接由公司来做；这些研究机构很重要，它们在欧美常常也得到公司的赞助。

　　对冲基金没有做任何有益于经济的事

　　文汇报：在金融危机发生两年之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背离的情况有没有得到改变？眼下在中国，不少财富拥有者似乎不再热衷于实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同时PE和VC相当时兴，您对此有何忠告？

　　答：应当看到，风险投资也是投资于实体经济的。我同意，仅仅发展金融业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当然，PE和VC也很重要；但是像对冲基金，的确没有做任何有益于经济的事情，所以，听到有人建议开发新的金融衍生产品，我会感到很遗憾。

　　很多事情并不总是能通过市场机制解决

　　文汇报：我们知道，您和亚当·斯密是同乡。人们对斯密的认识更多地是“看不见的手”，而对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却重视不够。您自己怎么看亚当·斯密？

　　答：在我经济学研究的学术生涯中，我都在试图强调市场之外的机制。我们看到，市场提供“看不见的手”来指引人们生产有用的东西，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体系，比如税收、医疗、教育之类的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提供，很多东西都不能只是交给“看不见的手”来处理。可以说，政府类似于“看得见的手”。亚当·斯密看到了其中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过，在大学，教授应该由前来上课的学生支付工资，学生越多，教授就赚得更多，这样可以激励他教得更好。苏格兰的大学就是这么照着做的，不过英格兰的大学如牛津、剑桥等没有这样做。而事实证明，不应该照他说的去做，长久以来，苏格兰的大学都不是太好，而英格兰的大学表现更佳。所以，很多事情并不总是能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当然，我们也要乐意缴税，来帮助“看得见的手”不断成长。

　　本报记者田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