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开始，韩国最低生活标准项目中将首次包含手机费。8月24日，韩国保健福祉部召开中央生活保障委员会，作出了这一决定，并决定到2011年把最低生活标准提高5.6％，这是继2000年以来第2次提高该标准。（《新华每日电讯》8月31日）

　　相比于我国各地对低保户的苛刻和严厉，甚至有管理者叫嚣应该让低保户进行财产申报的前提下，韩国最低生活标准包含手机费的做法，无疑让我们体验到了不一样的“管理经验”，而在“手机已几乎成为韩国人生活的必需品”的前提下做出这一决定，对我们当下社会来说，也有着相当的启示意义。

　　此前，不少地方政府在制定低保条例时，规定低保户不能购买空调、冰箱，家庭电话月费用不能达到当地城市低保标准50％以上，不能安排子女自费择校就读等，如此规定的合理性不但令人生疑，也似乎是在告诉社会，接受救济者不应分享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要申请低保金就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这是无视救济对象权利的表现，违背了平等原则，明显存在管理的缺位与越位，干涉了低保对象的正当权利，而隐藏其后则是鲜明的恩赐思维。

　　正因为如此，韩国最低生活标准包含手机费不但是与时俱进，也显现了政府作为管理者的宽容心态。我们知道，社会救济是一种公共产品，并不要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实施社会救济应当以救济对象为中心，一切救济行为都应当以尊重其权利、人格和尊严为前提，以满足其需要和促进其发展为目的。从本质上讲，它首先应该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和关爱的基础上。不管是制度化的社会保障还是非制度化的社会保障，都应该体现人文关怀精神。正因为如此，在社会救济当中，尤其要求管理者要有宽容的心态。

　　但是，管理者的宽容不是天生的，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在低保政策中苛刻规定，都是不宽容的体现，从一定意义说，也是在变相制造歧视。试想，在手机已经成为必需品的时候，政府部门和管理者有资格和权力要求被救助者禁止使用手机吗？如果强行禁止，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可以说，这不但会激起被救助者的不满，而且还丧失了规定本身应有的人文关怀要义，甚至是走上事情的反面。正因为如此，韩国选择了最低生活标准包含手机费的做法。

　　推及开来，我们有必要在低保标准上设置种种道德审查和法律限制吗？对比之下，不准开摩托车等规定的荒谬，不就明显可见了吗？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帮助穷人可能不会有问题，但是一旦提供了帮助，施助者总是有意无意地要求受助者像个穷人。如应当过清苦的生活，对人应当低调，应当听从政府安排，不能有与穷人不相称的爱好和生活方式。这样，低保对象的生活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面对韩国最低生活标准包含手机费，我们的管理者能不反思吗？

　　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低保标准也应“前进”，如不能限制低保户使用冰箱等。事实上，一些国家对低保申请者按惯例只做收入调查，以证明他们是否达到了国家所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从而由国家或社会给予救助，除此之外，并没有就申请者作道德和法律方面的调查。近年来，一些国家不再对申请援助者申报的家庭财产状况进行核实，而是根据要求和标准发放救济金，避免给申请者带来人格和心理上的伤害。这是由于社会救助是一种公共产品，享受社会保障被看成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韩国最低生活标准包含手机费对我们的深层次启示就是，不应用施舍的眼光对待被救助者，不能无视救济对象的权利，集中到一点就是管理者应让被救助者感受到人文关怀和宽容。（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