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伟智

　　幼时从名著摘录的警句，几次搬家，丢失大半。但其中精彩的，纸片不在，印象仍在。比如罗曼罗兰小说里的一句，大意是，年轻人元气充沛、血气方刚，哪怕是发现天涯海角一丁点不公正，他们都立刻像狗一样发出正义的吠声——即使早已跨越了青年时代，它依然时时惕励着自己保持对于弱者的同情。

　　任何事物却都具备两重性，定理只适用于一定范围，警句亦然。这是我近年才痛感的。你看呀，好几次了，这里那里冒出绑架无辜路人要挟者，凶神恶煞的，理所当然遭到严惩。但是，只要后来传出那绑匪原先颇具苦况甚至受过委屈，无奈之际才出此下策，就会有好多网友大发恻隐之心。这就有失理性了。

　　非理性同情还溢出网络侵入报刊，更可叹。比如前些天菲律宾劫杀人质事件后，媒体介绍凶手门多萨生平本属正常，但其中也有染上此症的——某刊采写知情者忆述“这位曾当选菲律宾国际青年商会十大杰出警察之一的前警察”，大量引用其家属的辩解之词，甚至有其子的“我将沿着父亲的警察之路前行，因为他是一个好警察。 ”洋洋洒洒，几达半篇，怜惜成了重心。

　　且不说利益相关人的鸣冤叫屈可靠否，即使句句确凿，也不改变对其定性。一个蒙冤受屈的弱势者，通常无疑的，应予同情且须救助。但是一旦他采取极端残忍的暴力要挟手段，则“通常”一变而为“异常”，不可同情，只可谴责。什么弱势、受欺压，当你戕害手无寸铁的游客时，全都谈不上了，此刻你欺压的是更为弱势且无辜者！我赞赏柳宗元《驳复仇议》中的见解：“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

　　一念之差，一步之误，霄壤之异，人兽之别——明乎此，才叫是非分明，理性思维。 “甘蔗吃前半截，人生看后半截”，先前如何如何此刻多说无益。草木经火而成灰，水过100度化为汽，这就是质变。汪精卫有功于辛亥革命，与蒋总司令共事也受气多多，但是当其认贼作父沐猴而冠，谁还去称颂他的昨天同情他的今天？

　　有论者举出我们的民主革命前辈如敌后武工队等，都有暴力抗争，那么今日某些国度之“人体炸弹”不亦英雄乎。在健康的社会，维权要依循和平的法制道路。但是确实的，在“漆皮灯笼”般黑暗的社会已无此可能，如很多王朝的腐败末年，如日寇铁蹄下的沦陷区，则只有来个“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见 《易经》）。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冤有头，债有主”，反抗大军也忌滥杀无辜。憎敌人与爱人民是统一的。革命者不惜血汗，唯一的是为解救人民。《游击队之歌》唱得好：“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哪见过我们的武工队枪口对着老百姓换取什么“让步”的事情？戕害无辜民众，即与人类为敌，跟正义的目标背道而驰。水泊梁山起义军，鲁迅最反感“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绝对不会赞扬他的。

　　无论在何处以何种理由袭击平民，都应当旗帜鲜明一概谴责。记住“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霍布斯《论公民》语）的信条吧。这才是对全人类负责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