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眉灵张婷婷摄影 张全能 谢明刚

　　2008年8月。

　　成都市灾后重建从“百米冲刺”进入“万米长跑”。

　　随着过渡安置的全面完成，住房损毁户重建永久性住房转而成为新的工作重点。

　　地震之后，我市国土部门迅速完成了震后地质灾害评估，使农村住房等灾后重建项目的选址及建设工作得以迅速、顺利地推进。地质灾害评估工作结束之后，我市完成了《灾后重建土地利用规划》，《规划》解决了三个问题:灾后重建项目的用地保障、农村住房重建方式、地质灾害治理。

　　然而，地的问题解决了，钱的问题又摆上了桌面。

　　成都市农村因灾受损住房共53万户，其中损毁需重建的16.7万户，主要集中在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大邑县、邛崃市五个区（市）县。靠政府向重建农户发放补助款(户均2万元)显然是不够的，如何破解资金难题？

　　坚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资金就是最大的困难。根据日本阪神大地震和我国台湾“9·21”大地震经验，重建资金大致是直接经济损失的2-4倍。据估计，成都重建需要的资金达5000亿元左右。巨大的重建资金，不能仅仅依靠中央的投入，更不能依赖社会的捐赠，而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去艰苦奋斗。两年来我们压缩开支、省吃俭用；用好各种政策、用好每一分钱。成都，用统筹的方法创新筹资思路，自主解决了超过三分之二的重建资金，创下了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筹资奇迹。

　　腾挪间土生金

　　一分钱不花住新居

　　2010年4月18日，都江堰向峨乡石碑岗村很热闹。一个国际茶文化节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很多与会嘉宾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他们纷纷惊叹于这里让人眼前一亮的重建新貌。

　　奇迹，就在这里发生。

　　“5·12”汶川大地震，让向峨乡95%的房屋垮塌。受灾严重的石碑岗村几乎所有的房子都不能住人了。如今，村民们不仅住上像城里花园小区一样的重建住房，而且建房没花一分钱。

　　为什么没花一分钱就住进了那么好的新房子？有些村民迷迷糊糊地知道，是因为“增减挂钩”，而大多数村民都只能说是“因为党的政策好”。

　　被他们夸赞的而又说不太清楚的这个好政策，全称是“建设用地指标增减异地挂钩”。包括了石碑岗村等12个村和1个社区在内的向峨乡运用建设用地指标增减异地挂钩办法，筹集了数亿建设资金，统一规划建设了16个8度抗震设防的集中安置点，可安置1.2万多人。

　　据向峨乡乡长龙跃武介绍，该乡重建城乡居民住房55万平方米，其中农村45万平方米，集镇10万平方米，建设成本每平方米近1300元，这项工程概算约需资金7亿元。这笔钱的来源，除国家给灾区重建房屋居民每户2万元的补助外，主要来自于成都市国土局土地整治中心帮助灾区群众以“拆院并院”方式，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置换富余集体建设用地所得资金。

　　“16个安置点，共集中统建用地约800亩，这比原来农户宅基地总面积节约近3000亩；运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节约出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调整到城镇并在成都全市范围内挂钩流转，所得用于灾后农村住房重建的资金约4.5亿元，再加上农户户均2万元补助费等额交纳为建房费，就基本满足了‘统规统建’住房的资金需求。”

　　“除了不花一分钱就住进配套设施齐全的好房子外，百姓得到的另一项实惠是收入增加。”龙跃武算了一笔账：按国家规定，灾区群众的重建房面积不得少于人均35平方米，一个四口之家就得到了一套约120平方米的房子。可是很多农民主动提出来，不要这么大的房子，而是要80平方米和40平方米两套房子，较大的一套自住，另一套出租，这就有了一笔租金收入。重建的新房子是统规统建的，集中在16个安置点，最小的69户，住200多人；最大的600多户，住1500多人，这让农民历史性地改变了千百年来分散居住的状态，实现了集中居住，节约出不少土地。这些土地可用于商业、旅游业或服务业开发。项目建成后，优先使用当地劳动力，于是农民又有了就业工资收入。而农民把耕地、林地租给开发企业，也可以拿到租金。

　　如今，已经实现安居的向峨乡的村民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摆脱单纯从事农产品种植环节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进入了农产品深加工、销售、管理环节，产业链延伸，收入成倍增加。“靠着‘三个集中’，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如果我们引入更多企业，办果脯、果汁、酿酒企业，农民收入还会更多。茶叶、中药材、畜牧业延伸链条会更长，附加值会更大，如果这几个产业都发展起来，就为未来旅游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搭建了平台，提供了新的增长来源和就业岗位。我们测算了一下，3年至5年后，全乡农民人均现金年收入将超过万元，将超过成都市平均收入水平。”对未来，所有的向峨人都满怀希望。

　　发展的智慧

　　向市场要钱

　　钱的问题，从未淡出我们的视线。

　　从城乡一体化推进之初，到地震突袭的灾后重建，任何一场大手笔的改革，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建设，都必须面对这个难题。尤其是震后，面对灾后重建的重重困难，钱的问题，更成为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

　　如何有效破解资金难这个瓶颈？成都创造性地利用土地政策实现了“造血”。

　　2008年6月27日，国土资源部批准通过了四川省2008年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8月7日，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灾后城乡住房重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各区(市)县政府负责结合农村住房重建安排落实土地整理和‘拆院并院’项目，筹集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的建设资金。为解决重建资金不足问题，支持农村住房重建工作，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邛崃市、大邑县5市县节约的建设用地可由市国土局收购储备，资金专项用于‘增减挂钩’项目区内的灾后农村住房重建。”

　　按照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通过在全市范围由统筹安排增减挂钩项目，为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大邑县、邛崃市的农村住房重建筹集资金约80亿元，占全市农村住房重建资金总量的一半以上。在总盘子内，建设用地指标没有增加，耕地没有减少，但是，一增减、一腾挪，钱就出来了，地也出来了。有了钱，可以修新房子；有了地，就有了可以用来发展规模种植、进行产业园区开发的空间和资源，有了可持续发展之力！

　　这不是魔法，这是发展的智慧。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灾后重建的资金筹集也打开了一扇光明之门。

　　2008年，成都市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从此，许多成都农民家里多了些“本本”。“本本”写进了农民的权和利，农民凭此可以将承包地转包、出租、抵押、互换、转让或股份合作进而获取各种收益，还可以依靠耕地保护补偿金轻松申领养老保险金。确权颁证将本属于农民的权利确定给农民，更加切实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同年8月11日，市政府召开会议，明确了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行确权颁证的基础上，以产权抵押担保，通过金融机构进行融资，使农民获取重建资金。

　　同样是2008年，10月13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第二天。就在这一天，全国首家综合性农村产权交易所在成都诞生。随后，我市在市、县、镇三级均建立起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成都建立起了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的市场体制，从此，各种农村产权流转有了统一的交易平台。受灾群众利用确权后颁发的权证，通过各市县的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的担保，向农信社和成都银行取得了重建资金。

　　通过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和资金，加快推动农村住房重建——成都通过灾后农村土地、房屋产权抵押担保贷款等，用市场机制解决了灾后重建的资金问题。

　　在重建群众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同时，另一种方式吸引了居住在景区附近的农民群众的兴趣，那就是联建。

　　使灾区群众能凭借旅游景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灾后重建，这是成都市又一创新之举。

　　2008年10月8日，青城外山一幢房子里，都江堰市大观镇红梅村第四农业合作社20户社员与大观镇、村委会负责人和泓杰公司负责人坐到了一起，签订了《联建协议书》。红梅村四社20户在联建书上签了名字，整理出的40亩宅基地中，将有6亩作为村民的新住宅用地，每户人均可免费得到130平方米的新房，而其余的34亩则由公司用于修建乡村客栈和度假村，将来这里会成为一个专门接待城市人休闲旅游的“红梅旅游新村”。这一举措，盘活了农民的宅基地，使集体建设用地实现了流转，农民能够不出一分钱就住上新居。

　　创造的力量

　　从缺钱到“不差钱”

　　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事情：非常缺钱的困境下，受灾群众竟可不花一分钱就住进美丽、安全的新居。

　　至今我们仍然难忘，在2008年7月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那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据，那巨大的重建资金缺口，让全市干部郑重许诺：患难与共、力克时艰。地震，对于极重灾区而言，带来的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有些人都觉得“没救了”、“没指望了”，然而，几个月后，我们就在灾区看到了一番热火朝天的崭新景象。很多受灾群众，没有花上一分钱，就住上了新居，并且通过各种市场化的办法，开始了灾后新生活的大步跨越。

　　创造的力量是无穷的，而创造的结果也是无尽的。

　　成都运用统筹城乡发展的经验，发挥市场的作用，采用多种筹资渠道，并借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用城乡一体的市场机制，破解了住房重建面临的资金难题——我们加大统筹城乡改革力度闯出联建之路，使农村资源变资本，全市吸引社会资金50多亿元，在不少地方，农民用土地换重建，不花一分钱，住房超前了20年；我们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筹措农村房屋重建资金，通过用指标还重建，筹集重建资金70亿元，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实现集中居住的配套资金需求；我们还注资10亿元搭建了融资担保平台，全市2.3万农户通过产权抵押担保获得农房重建低息贷款11.3亿元，确保了重建房屋任务的胜利完成。

　　有了创造，便不会畏难，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奇怪为何能从愁钱到“不花钱”，能从缺钱到今后“不差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