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言

　　最近，广西河池朝阳煤矿突击提拔了7名矿长助理下井带班，矿长、副矿长等主要领导却稳坐在办公室里。这是为应付国务院要求煤矿和非煤矿山领导带班下井、升井的规定（9月20日《新京报》）。

　　相信很多人在读到这则新闻时，都会暗暗佩服自己当初的预言。要求领导下井带班本是为倒逼矿领导在安全投入和措施落实方面动真格，而找“替身”下井，无疑会使整个制度设计的初衷落空。

　　舆论之所以能轻易预言假领导下井的发生，是因为深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式执行哲学。日常所见，无论是法律还是规定都很难被毫无折扣地执行。包括矿老板、矿领导在内的众人，都习惯于以自己的利益诉求来曲解制度。

　　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执行哲学，所以“政策”中应该有防范“对策”的预案。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制度本身不够严密，而是执行制度的监督者为“对策”留下了漏洞。面对朝阳煤矿突击提拔矿长助理作为“替身”下井，监管部门不是及时批评纠正，却开脱称这7个矿长助理应属于“矿领导”范围。执法者装糊涂，就是在替假领导下井放水。

　　煤矿习惯于造假不可怕，可怕的是监督部门习惯于替造假行为打掩护。我们从来就不曾指望煤矿自觉执行被他们视为“割肉”的种种安全规定，严格的执法监督才是生命安全的最大仰仗。如果执法者的屁股坐歪了，那么领导下井带班这样的好制度也最终会被虚置成一种摆设。舆论猜中假领导下井，不是猜中了煤矿领导的心思，而是击中了监管者的积习。

　　（周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