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据新闻晨报报道，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近日在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从种种怪现状说起，痛批校园内外弥漫的“成功秘诀说”、“教授走穴风”、“教育谋官论”。对于时下教授的走穴之风，杨玉良说了一段亲身经历：他自己当副校长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论坛，从主持人处得知一位大学教授40分钟“出场费”高达20万元，经济学家尤为“吃香”。

　　有人说，一分钟五千块的“出场费”，体现了知识的价值，而且相比一些演艺明星，也不算很高；还有人说，教授服务社会，也谈不上“走穴”。然而，有没有想过，教授外出40分钟就可赚20万，还有谁愿意上没有课时补贴（或最多一节课100元）的本科生课程，还有谁乐意花时间认真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再者，这天价出场费的背后，难道就一定没有交易的动机——比如为利益集团代言等等？

　　由此可见，教授的“出场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事实上，这类出场费虽然可以体现教授的“身价”，也渐渐形成了某种“行规”，但终究是摆不上台面的。类似的，还有在外兼职上课的收入、科研经费提成、经营公司的收入等等。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对一名化名“吴雨”的高校科研人员的访问，吴雨在访问中就提到，按照规定，从纵向科研经费（主要指政府科研项目）中只能提取10％作为管理费用，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从科研经费中提出很大部分，作为参与项目人员的津贴，因为高校教师的薪酬组成就是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科研人员的岗位津贴需从课题中自行解决），如果没有“外快”，他们的生计将面临不小的压力。

　　这就是走穴、兼职、提成等现象的根本原因所在：教授们要靠自己在课堂外的努力，去增加收入，进而“发家致富”。在笔者看来，要治理这种现象，就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依靠教师自身创收解决待遇的薪酬模式，取消科研提成、经营提成，统一实行年薪制，将薪酬“阳光化”，并在此基础上规范教授的兼职。

　　我国的近邻印度，就在对教授实行高薪制度的同时，严格限制教授的社会活动。依照2004年的数据，相对普通城市工薪阶层平均每月几千卢比（1美元约合44卢比）的收入水平，印度主要国立大学的普通讲师月薪都在1万卢比以上，教授可拿到2－3万卢比，但同时，几乎所有的国立大学都有明文规定：无论是教授、副教授还是讲师，大学教师一学年教学天数为180天，每周工作5天，40小时。校方还规定，无论有无授课任务，教师留在系里的时间平均每天不少于5小时。

　　事实上，从目前高校的财力看，已经有条件实行年薪制，而且，从办学的基本规律来讲，对于高校教师的考核，不适宜采用“计件制”、“工分制”——在“计件”与计算工分中，高校教授已经变为“学术民工”，学术理想与追求泯灭在论文、专利、经费之中。只有改变教授自己经营自己、把教育与学术作为赚钱工具的教育环境，才能树立教育尊严与学术尊严，我们的校园才会涌现出更多的“授课达人”，而不是“演讲达人”、“社交达人”。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