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雨凡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去扮演世界级的角色。

　　中国外交政策至今仍缺乏一套完整的大战略来反映中国变化了的利益，更没有全球性的设想和布局安排。在一些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往往缺乏系统连贯的战略眼光，有时举棋不定，态度模糊，在处理政治、安全和经济政策上缺乏协调，有时甚至传递相互矛盾的信息。这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有大战略，就是“和平崛起（后改为“和平发展”）”。然而，这些提法并不是大战略，因为它们不具备大战略的特质，而仅是对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的防御性反应，具有辩护的味道和外交理想的色彩。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曾经是反两霸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可能适应那个时代中国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实现当时的战略目标起到过权宜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把以不结盟为主要特色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作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的话，我们可能会自缚手脚，干扰全方位谋求国家利益的努力。和平发展（崛起）是自我行为的一种宣示，但作为国家对外大战略，却缺乏指导性和操作性，因为和平发展对任何国家都适用。

　　“大战略”的提法早期与战争有关，后来通常被最广义地看作一个国家和民族“基于手段和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全面行动规划”。

　　大战略虽然较为宏观和倾向于指导性，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它应该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顾及到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和别国的不同利益，以及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弘扬一种价值观的同时，大战略不能只在描述一种空泛的美好理想。它必须能够实实在在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最大的外交利益是为改革开放营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那么今天，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的中国所要求的外交利益应更上一个层次。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政权和内部稳定，问题是这些基本利益是否已经得到保证，如有威胁，来自何方，威胁多大，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升级甚至爆发。中国的崛起说到底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赶超。随着民众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呼声日高，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吸收并利用外部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对经济、社会和精神的需求。

　　目前，我们仍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学界和政策界应开始讨论，中国希望看到怎样的国际体系？如需对付美国，我们需要怎样协调与周边和主要大国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外部世界的变化为我所用？怎样尽快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要不要争做世界老二？做世界级领袖有什么好处？又需要多大的成本？要坐稳世界老二应有怎样的配套战略？现阶段对美国霸权是批评还是接纳？是竞争还是贴近并附和，对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是参与还是挑战？在国际关系中是努力维持均势还是应该重点结盟？在亚洲是要地区稳定还是要区域领导权？对国际组织的变革呼声，是支持还是观望甚至抵制？

　　缺乏大战略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简单地就某个事件做出反应，中国外交就只能成为一种“斡旋”，无法串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应接不暇的国际事务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使总体外交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被动和穷于应付的局面。在机会出现时，也势必无法及时抓住。

　　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顾虑而不做长远和通盘的战略设计和大场景的思考。时代已经变了，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应与时俱进，如何尽快建立一套系统的、自洽的、基于全局考虑和通盘谋划的国家对外大战略，使得中国的安全、经济、政治、科技、能源、教育、文化等利益更好地与外交利益相衔接，已经迫在眉睫。▲（作者是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环球时报》2010年09月17日 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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