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这则新闻中最不光彩的，当属那些“未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加之其敏感的“高管”与“官员”身份，公众的道德立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因此不难想见，骂权商合伙骗文凭的必将如潮汹涌，进而反思或批判文凭之于社会的价值。

　　遗憾的是，这个逻辑固然成立，却不经意间遮蔽了高校的义务与责任，于权责对等的契约关系而言，显然有失公允。正如华中科大的教授所言，“有些官员学生派秘书上课记笔记、做作业，这在高校是公开的秘密，很多人都知道。对一些不经常上课的官员，有的导师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这307名研究生为什么会被清退？———“大多数是既不自己来也不派人来，还不跟导师处好关系。”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清退的目的正义恐怕就要逆转。

　　今日高调清退之结局，难道不是在“录取”时就已想见？或者说，既然收了这么多高管与官员读研，教学体制机制又没有因时而变，是不是有放任其被清退的嫌疑？据说被清退的学生几年都不来上一节课，那么，校方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有没有尽到联络与提醒的基本责任？被清退的这些研究生固然是违规了，那些找人代为听课、找枪手代为操刀论文的“研究生”，就该理直气壮地拿到毕业文凭？校方的高调显然抵消不了被清退者的委屈。更值得关心的是，这些有钱有权有地位的“研究生”当初是如何轻松过关经过考试的，是不是应该翻开其入学考的卷子看看？高校为什么放他们入学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