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近影

　　“作”是女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祝英台、花木兰都是成功的“作女”

　　本报记者/邱晓雨

　　她长达35年的文学历程，从西子湖畔流转到遥远的北大荒，再到北京。她的《隐形伴侣》、《赤彤丹朱》、《作女》、《残忍》等小说，始终指向人的灵魂深处。她思考知青文学怎样拓宽与深化，她认为反思历史是为了不再重复历史的错误。近日，本报记者邱晓雨（以下简称“邱”）对话知名女作家张抗抗（以下简称“张”），感受河流般流淌的岁月成长。

　　作品里“作”，生活中就不“作”了

　　邱：我身边有好多男孩，他们跟《作女》中的卓尔做事的方式都一样，比如心很野，对哥们有义气什么的。我觉得如果在男孩身上，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女孩就叫“作”。

　　张：对啊，男人无论怎样折腾，那叫叱诧风云、特有魄力，特有吸引力、特酷；而发生在女人身上，就觉得有问题。但女性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才开始自我提升，使得我们的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女性的状态在发生变化。我们不要恩赐，我们要自己去创造生活。生活中的女性人物，就这样渐渐启发了我，然后变成小说中的人物。女性的“作”是其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中国文学史上，比如祝英台、花木兰，都是非常成功的“作女”形象。

　　邱：在生活中，如果给朋友一个建议的话，你觉得是安分守己更有好结果，还是“作”一点能闯出一条路子？

　　张：最好先权衡一下，自己有没有“作”的实力。生活中有些“作女”，“作”得很盲目，力气也不够，结局就有点惨。模仿没有必要，要自己内心真有这个冲动。乖乖女生活安逸，“作女”前途未卜，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邱：很想知道，您本人在生活中，是否也是一个“作女”呢？

　　张：我还够不上“作女”的档次呢，“作女”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仅仅为了改变生存条件而折腾，不是我要表现的那种“作女”。我呢，那么多年一直老老实实写作，上哪儿去“作”啊？但我得坦率承认自己肯定有某种潜在的基因，要不然也不可能引起我的共鸣。我开始写作以后就不“作”了，因为没时间“作”，就开始在作品里“作”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有变化，骨子里的东西不会变，但可以变脸变身。“作”就是放弃，再开始。

　　1988年时的张抗抗

　　要有勇气审视知青自身

　　邱：我们采访韩少功时，他说如果不是插队，也许他今天是工程师或者大夫，可能就不会走文学这条路了。你觉得去往北大荒这条路，是让你通向文学之路的一个必然途径吗？

　　张：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说。当时我是带着文学的梦想去北大荒的，觉得应该到艰苦的生活中去磨炼自己，了解社会。口头上我们希望自己成为革命青年，但实际上我们所接受的一部分“封资修”的文化教育残留，以及人性的本能，都在抵制那种虚假的东西，它们之间格格不入。北大荒与江南的地理文化差异、政治歧视与精神压抑、寂寞与孤独，在那种情境下，我只能用文学来排解，阅读与写作，试图用文学来消解当时的心理困境。

　　知青生活确实给了我们最基本或者说最实在的那些人生体验，使我们后来有了写作的故事素材，能够去用文字表达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痛苦和思考。但是如果说没有上山下乡，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接近文学的。虽然不一定能成为作家，也许成了一个文学编辑，也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当然我肯定不会成为工程师的，我这方面的思维能力很差。我想说的是，上山下乡确实造就了这一代作家，但不能反过来说，由于知青中涌现了那么大一批作家，就能证明上山下乡是唯一的道路，是极其必要的。我本人宁可不成为作家，也不愿意整整一代人荒废学业，付出那么大的牺牲。生活在哪里都无时不刻地存在着，任何人只要拥有文学才华与天分，就算经历了另一种生活，我相信也同样可以写出好作品。

　　邱：所以前几年你曾多次提出，这样的青春不能无悔。

　　张：对，“青春无悔”这个口号我觉得不负责任，或者说有其虚假性。1986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这部作品是我反思知青历史的尝试。我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永不忏悔》，曾被一些粗心的批评家误读。那部作品试图解答困扰知青已久的一个心结：即使我忏悔，但谁有资格做我的忏悔神父？

　　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篇小说《沙暴》，以及199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残忍》，就已进入到知青曾以革命的名义对生命尊严的无情践踏、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的种种叙述语境。2003年发表中篇小说《请带我走》，更鲜明地表现了那一代知青忏悔意识的苏醒。我为知青这一代人中那些真正应该忏悔而至今没有勇气付诸行动的人，“越俎代疱”做了这件事情。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社会承担，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我试图跳出知青文学的套路，站在人性的高度上来反思自身，超越知青文学的局限。

　　作家所共同面临的尴尬境遇

　　邱：国务院参事和作家这个身份比较，你觉得哪个做起来自己更喜欢？

　　张：这些身份的作用是双向的，作家与参事，功能可以互补。作为参事，会比较多了解全面的信息，多一点学习，或者更多一些对现实时事的关注，而且在一个更大的平台和高度上来思考研究问题，对作家的视野、个人整体素质的提高、介入社会的程度，有一定的益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平时观察事物的求真习惯思维，也会对社会事务有更多敏锐、细致的发现，这是它们的相融之处。但同时也会给我带来新的苦恼，因为文学与政治时事，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所以我常常需要转换角色。参事工作也要占用我一定的精力，需要合理安排支配时间。

　　邱：不过至少能看出来，还是写作对你的吸引力最大。

　　张：我是一个写作的人，目前正在完成一部新的长篇。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位好作家，我想也就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参事。然而，在这个通讯与交流越来越便捷的信息时代，我却时常感到迷茫和无奈。有人说，当下的文学现状是：“有文学没社会，有社会不文学”——意即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与社会影响力不可兼得。那些引起强烈社会共鸣的作品，是否必然以损伤文学品质为代价？我们究竟如何选择个人的文学理想？一个写作者，是否真能对读者的“不动”无动于衷？面对这个天灾频发、人祸潜行的时代，我们是否真能沉醉于编织美妙的文学词句，而对复杂的社会转型“我心岿然不动”？这也许是今天的中外写作者所共同面临的尴尬境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FM90.5《环球名人坊》“作家与世界”节目播出时间：每周六及周日凌晨1点至2点、10点至11点、14点至15点）

　　人物简介：

　　女作家张抗抗

　　张抗抗，女。1950年出生于杭州市，1966年初中毕业，1969年赴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在农场劳动、工作8年。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现为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七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已发表小说、散文作品共500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集60余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张抗抗自选集》（5卷）等。曾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