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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分析

　　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繁华之地以外的亚洲地区，中产阶级正在兴起。这是昨日《金融时报》网站连续刊发的两篇文章———《亚洲中产阶级之崛起》和《亚洲中产成跨国公司新宠》热议的基本背景。尽管自从去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根据自己的标准估算（每天消费2-20美元）说中国有8.17亿中产人数以来，“被中产”一词已成坊间笑谈，但在欧美市场死气沉沉的今天，消费品跨国公司的目光只能紧盯住新兴市场，并亟盼中国、印度、印尼等国的“新兴中产”帮助公司拉升其销售业绩。

　　与今天这种渴望的眼光迥异的是，在过去一年中，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声言犹在耳。1个多月前，中国正式对在华外资企业开征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从而扫清了内外资税制改革的最后一个障碍。外企“超国民待遇”的历史终结，对那些在“内外有别”的政治氛围中不断被市场和政策双重挤压的民营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由于担心一些与外企相关的优惠措施迅速或集中取消会影响外商投资规模，同时，也受制于外企商会组织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持续责难，这种没有任何技术难度的改革举措迟迟未决。这些抱怨集中在由美中商会以及欧盟中国商会发布的几份文件中。尽管欧美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优先关注次序有别，但范围大致相同，如自主创新政策、市场准入障碍、政策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等。似乎是为了验证这些抱怨和自我解读，国际金融公司在《2011年国际营商环境报告》中指出：中国营商便利度位居全球183个经济体中的第79位，比上年下跌一个位次。有意思的是，在9项评价指标中，尽管有8项指标排名都有下降，而唯独因为中国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而上升了10个位次（排名第114）。如此看来，统一内外资税负恰是中国营商环境改善的一个标志。

　　从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看，在市场规模、产出增长率、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对外资的接受程度和国家风险排名等各个方面，中国都有着不错的竞争优势。当然，现在还得加上由于“中产”的崛起而提升的消费能力。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1-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302家，同比增长17.9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17.07亿美元，同比增长17.73%。抱怨声最多的欧美企业对华投资也在不断增长。其中，美国对华实际投入金额35.5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1%；欧盟二十七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9.64亿美元，同比增长12.98%。显然，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不会、更不可能影响以逐利为第一目标的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觊觎。即使是抱怨最多的美中商会也承认：2009 年，在被调查的企业中，46%的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运营利润率明显高于其全球运营利润率，这一比例高于2008年的35%。也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一些外企抱怨中国的投资环境时，银瑞达公司董事长雅各布却宣称：“在中国做生意并不难。”英国媒体把这段话延伸解读为：“除了打入中国市场，西方别无选择；在打入中国市场之际，除了按中国的规矩行事，西方几乎毫无选择。”

　　·黄荣斌·（广东工大 经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