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董卿 李占江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09年的数据显示，我省约有农民工2047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六成。1月17日，团山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省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共同举行“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主题，各方人士纷纷建言献策。

　　“留城成功回乡光荣”

　　“留城并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惟一正确选择，我认为留城成功、回乡光荣。”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主任张晓语出惊人，“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还没有做好准备接纳如此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张晓认为，受城乡二元结构中户籍制度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着住房、就业、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重重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全部留城并不现实。

　　张晓说，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渴盼在城市定居的言论铺天盖地，极易形成误导。此前的一次调查结果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仅27%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未来打算在城市定居，另有22.3%的打算先赚钱再回农村老家，近半数(49.6%)持观望态度，表示看情况决定。

　　省政协常委、山东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张体勤建议，在对待农民工进城问题上，应充分尊重新生代农民工意愿，谨慎行事，万万不可操之过急；应当因势利导，循序渐进地剥离户籍制度与其它制度之间的联系，对于其它配套制度改革，则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实际出发，制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准入方式，分层分步协调推进新生代农民工进城。

　　用尊重消弭“不认同”

　　“从农村来到城市，迷茫、无依无靠，新生代农民工缺少社会关爱、引导，容易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另外，农民工在业余时间缺乏主流文化的引导，这些都是有关部门应该关注的问题。”滨州市车美捷汽车美容店博兴分店经理张飞说。

　　“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由于年龄偏小，新生代农民工容易出现价值体系的混乱和选择的偏差。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指导，引导他们接受健康向上的主流文化，着力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省公安厅治安总队纪委书记陈爱国说。

　　“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的不认同感，主要跟他们在城市的遭遇有关系。首先，‘农民工’本身就是个带有身份歧视的词语，比如我也是农村出来的，是不是应该叫农民公务员呢。”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关延平说，“不少进城务工青年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再说保障其合法权益，这不是互相矛盾吗?”关延平建议，要在细节处体现社会对进城务工青年的关爱，多关注其情感需求和心理诉求，在全社会树立理解、尊重、善待进城务工青年的意识，消除歧视和隔阂，同时，要切实保障进城务工青年的权益，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环境。

　　用制度保障“话语权”

　　调查发现，我省进城务工青年就业途径主要靠老乡介绍，就业方式组织化程度很低。“这么大一个群体，进城后游离于社会管理之外，脱离组织的管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张晓说，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愿，但由于公共平台的缺失，广大的进城务工青年并不能行使其政治权利。

　　2008年，省民意调查中心曾对新生代农民工作过调查，只有23%的人在换届选举时回户籍所在地进行投票，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仅有14.3%。“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没有自己的组织，不能行使政治权利。”张晓说，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是农民工参政的主要渠道，但是他们远离家乡、信息不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而城市尽管与农民工利益有着直接关联，但由于制度安排无法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无法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

　　全国人大代表、泰安东方计算机学校校长王元成建议，应拓宽进城务工青年在城市的政治参与途径，扫清制度障碍。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可以按农民工在所在城市居住时间的长短来制定管理制度，农民工应有的福利和权益通过相应的社区居委会负责落实，例如享受低保、子女免收借读费、参加社区选举和各项活动等。同时，还可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社区建立农民工自治组织，并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这既有利于农民工权益的表达和保护，又方便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

　　省政协常委，省社科联副主席、党组书记刘德龙建议，纠正社会偏见，消除歧视，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良性发展，让农民工获得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同时，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享有话语权，多提供易于为广大农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

　　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王磊说，共青团作为青年利益的代言人和合法权益维护者，通过开展“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建立团组织和人大、政协的沟通交流机制，引导广大青年通过共青团的组织化渠道和人大、政协“两会”的制度性安排进行有序政治参与，是一种良好的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