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在杨成志等人的影响下，成为全国知名的学科之一，图为学院所在地马丁堂。

　　杨成志早年最有影响的著作。

　　杨成志翻译出版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作为与传统经史学相比“在野”的学问，中国人类学、民俗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起云涌，傅斯年、顾颉刚等大师级人物都投身其中，其背后有一条深刻的隐线：五四以后，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发展，急需为白话文学史“正名”，民俗文化、民间文学被一代学者重新认识和推崇，藉此呼唤新文学作家的平民意识与民间情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志青年杨成志登上历史舞台，以勤奋和过人胆识成就中国人类学一派先师的地位。

　　前辈学者的开疆拓土，后生晚辈才能屯垦深耕。杨成志在国内学习成才，后凭借游学海外的经验，在20世纪早期将西方兴起的人类学、民族学身体力行引入中国，以中山大学为据点，远见卓识地开拓出中国人类学的南方阵营，影响泽及当世。致使相当一段时间，中山大学人类学在全国享有排名第一的美誉。

　　由于解放后一度淡出学术界，杨成志在今天许多人类学、民族学家眼中是遥远但不可忘却的名字。他的学术影响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深流于几代中国人类学者身上，刺激着人类学百年在中国的发展。南方日报记者特别专访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前系主任、著名教授黄淑娉，以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导王建民，请他们解读杨成志的深远影响。

　　杨成志是中国人类学的拓荒者

　　南方日报：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人掀起把人类学引入中国，并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的第一轮高潮，杨成志在当年声名鹊起，如何评价他对人类学的贡献？

　　黄淑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两位先生堪称中国人类学的拓荒者。当时在中国齐名的“南杨北吴”，分别指杨成志和吴文藻先生，他们两位都在20年代去欧美留学。吴先生1929年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杨先生1932年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34年，杨成志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人类学学术会议，说明他在当时中国人类学界的地位。我认为，他们二位都是中国人类学的先驱、创立者。

　　蔡元培在留学德国的时候，也学过民族学，他在1926年发表《说民族学》。人们曾经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开始在1926年。但实际上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就有人种和人类学的课程，20世纪开始，西方人类学就传入中国了。20世纪头20年主要是一些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情况的描述，算不上什么研究。1928年，杨成志翻译发表《民俗学问题格》，讲民俗学要调查研究哪些问题，对于当时的田野调查研究有相当高的价值。

　　王建民：在人类学、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现之前，中国学者已作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京师大学堂的人类学课程当时叫做“人种学”，实际就是从英文的ethnology翻译过来的，现在翻译成“民族学”，当时可能因为更关心“种”的问题，关心世界各地种族的分类，因此用了这样一个名字。不过，当时用的教本却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的《民种学》。译者序言说：西人“考其饮食、服御、营构之所从来与夫部落种族之所以自始，有书焉，曰《民种学》。”译者认为，西方所述各种制度与中国古代是相合的，而该书“深有裨于中国之学者矣”。除了解国外风情之外，译者希望“读是书者知西人殖民之心不能一日置乎震旦，吾须严鉴其鞭笞他种恣为忭笑之故用，自惕厉则，蒙译是书之意为不负矣。”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有严复、章太炎等一批杰出的中国启蒙先贤翻译介绍了一些西方和日本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也带动了中国知识界对于进化论等西方学术思想的汲取和吸收，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变革。这在学科发展的背景中是很重要的。此后，在国内一些主要的大学开设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相关课程，杨成志先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得到了相关方面的基本学术训练，成长为人类学家的。

　　南方日报：为什么说杨成志是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者之一？

　　黄淑娉：杨成志早年留下的最有影响的是《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杨成志调查的川滇边缘的彝族地区，外国人称为“独立罗罗”，以往人类学者无法进入。杨成志在彝族地区学习、研究彝语和“罗罗文”，读了450本经书，为日后的研究搜集了大量资料。他赴法留学，以《罗罗文字与经典》获得博士学位。他还对苗、瑶、傣等族进行了调查，两年中写成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一百三十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等廿余种著述。

　　当时，杨成志在给云南当地教育局局长的一封信里写了自己“为什么要调查民族”：一、谋文化的贡献。他认为中国各民族有各民族的原有文化，“窃考中国的经、史、子、集，无一不是汉族的私有表现”，所以要把苗夷的各种文化在书籍上还他们原有的地位；二、促进民族主义的实现，“对外求中国在国际上平等，对内求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三、融洽民族观念，打破“汉夷”的观念，同跻于平等地位；四、维护边陲；五、汉土人口的观测；六、争回中国人的体面。杨成志说全滇100多个县，有外国教堂的县占90多个，外国传教士往往一个人能把当地情景调查得非常清楚，而笔之于书，但本国地方官却相形见绌。

　　可以说，杨成志所提到的几点，对于早期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形成和奠基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类学在中国刚刚起步的阶段，杨成志在彝族地区做了1年8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这样长时间的调查在中国是开创先河的，并且他本人也是研究彝族的第一人。所以说，他是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者之一。杨成志调查彝区表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当地官员劝阻前往探险，他表示“虽牺牲性命也值得”。在岭南的讲演中说“对于我国领土以内的人类学调查，应由中国人负担起来才是道理”。

　　王建民：因为当时中国学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由于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基本学术特质，开展田野调查可以说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产生的标志。杨成志先生当时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却完成了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为学科的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方日报：为什么杨成志这次调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黄淑娉：与西方的人类学家相比，杨成志的这次西南民族调查仍然非常重要，值得称道。20世纪20年代，西方有两位著名人类学家。一位是博厄斯(FranzBoas)，美国老一辈人类学家，美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他参加了北太平洋探险，研究美洲西北部文化与亚洲北部文化的关系，调查过许多印第安部落，杨成志翻译出版了他的《人类学和现代生活》。另外一位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做过南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s)调查，他在当地前后有两年之久。和他们相媲美，杨成志在非常闭塞艰苦的云南大凉山生活了1年零8个月，调查研究了“独立罗罗”的名称和来源，历史沿革，地理概况，经济从业，生活方式，奴隶制，部落制度，家庭婚姻，丧葬制度，咒术，故事传说，音乐歌谣，民间文艺，语言文字等。杨先生第一次描述了凉山彝族社会的原有文化，揭示了凉山彝族社会的奴隶制。

　　与欧美人类学界相比，杨成志在上世纪20年代所作的长时间人类学田野调查也是开创性的，我们后辈永远铭记他的筚路蓝缕之功。在杨成志之后，中国人类学家凌纯声曾经在苗族和赫哲族地区调查研究较长时间，林耀华也曾经在彝族地区调查较长时间，但都没有杨成志当年所调查的时间长。

　　杨成志的田野调查经验非常丰富。除了最早调查彝族外，杨成志的田野调查对广东的水上居民(疍民)及畲族的认定，都很有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初开始，为解决我国有多少个民族的问题，进行民族识别调查。对于水上人(疍民)算不算少数民族，对于畲族是否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认定，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杨先生等人的努力，1956年，国务院正式将畲族确定为单一民族。

　　他在中大留下的传统被美国学者推崇

　　南方日报：中国民族学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北吴南杨”之说。北学派的代表人物吴文藻和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杨成志在治学和学术倾向上有何不同？

　　黄淑娉：吴文藻在美国时就读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中心。吴文藻在那儿接触人类学的各种学派，他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功能学派的理论最为合适。功能学派主要认为，研究一个社区或问题，所研究的问题是个整体，它不是孤立的，要研究这个社区的各个方面及其密切相关的相互关系。1929年，吴文藻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吴文藻提出了很多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这一直对中国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相比之下，杨成志更主张人类学家调查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关注的重点。主要受到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他们注重实际调查，偏向于材料的搜集和解释，不用做理论归纳，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事实自然就显明了。南派更多按照这样一个路子走，与杨成志在中山大学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般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有南北派之分，北派以燕京大学为重镇，受功能学派影响，侧重汉人乡村社区的社会分析，意在致用；南派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为重镇，于法国民族学派及美国文化历史学派浸淫较深，侧重边疆后进族群的历史考掘，南派的调查往往无关国计民生，成绩却也能持久。

　　王建民：其实南北两派是一种概括的说法。这里说的“南杨北吴”主要是从培养学术队伍来说的。抗战之前，燕京大学的吴文藻先生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以社区实地调查作为重要支撑，也探索了导师制培养模式，培养出了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而杨成志先生则以在研究所培养研究生为主，训练包括基本理论学习、田野工作训练等。比如说，抗战之前，他曾经亲自带领研究生到海南岛和粤北地区调查黎苗和瑶族，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调查，撰写田野民族志论著。吴文藻先生更多强调理论分析，比较各种学派的理论，他主张采用当时比较具有解释力的功能学派的理论，“以试用假设时，以实地验证终”，将理论解释和田野材料结合起来。而杨成志先生则更主张通过对具体文化的实际调查，搜集相关资料。除此以外，两位学术大师当时培养学生的层面不太一样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不过，两位学术大师都把田野调查作为研究生必备的训练环节。所以说，在学科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上又是一致的。。

　　南方日报：有人曾评价说，从杨成志到梁钊韬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形成，被美国人类学家看作是一部中国人类学学术史的缩影。为什么这样说？

　　黄淑娉：解放前，国民政府在国立中山大学设立研究生院，杨成志是整个研究生院的院长，地位比较高，王兴瑞、江应樑、梁钊韬、王启澍、吕燕华、张寿祺、容观琼等学者，都是他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造就了华南人类学阵营中较为争气的一支学术队伍。

　　美国一直坚持四分支人类学传统，包括以下四个分支学科：生物或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中山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院一直到目前还保留四分支人类学传统：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是国内唯一保留该传统的学院。厦大的人类学系也有比较久的传统，分考古学和人类学。北方的综合院校里，人类学也没有四分支，人民大学把人类学分到社会学系，后来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从杨成志到梁钊韬在中山大学里留下来的人类学四分支的传统，被美国人类学家推崇。

　　王建民：之所以这样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Gregory E.Guldin)教授写的那本《中国人类学逸史》，为了适合美国读者的口味，他选取了比较熟悉的中山大学教授梁钊韬作为焦点，将梁钊韬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再放置到中国人类学史的大框架中。

　　不过，在中山大学和广东人类学发展的追溯中，必须把杨成志先生放在一个学科开创者的位置上，我也曾经和顾定国教授就这一问题交换过意见。杨成志先生因为当时年事已高，顾定国去访问他的时候没有获得太详细的材料，而文献材料的使用正是顾定国教授的短板。事实上，正是杨成志开创了广东的人类学事业，并为整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贡献。杨成志教授在培养学生方面很有成效，1949年之前，由他培养出的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研究生后来成为中国学界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杨成志先生和他的学术梯队所经历的学术发展历程，恰恰能够表现出中国人类学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创造的业绩、经历的曲折，以及学科重建和发展的过程。

　　美国学者坚持四分支人类学学科结构，并且更愿意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到底什么是人类学，到底哪个地方的学科建设更像人类学。顾定国在他的著作里就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也受到了欧洲学者的批评，认为这是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研究中套用了美国模式。中国的人类学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在语言学和考古学方面，我们的人类学没有办法涵盖整个学科，只是分别强调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当然，中山大学的学科建设实践是非常有价值的，特别是考古学专业是放在社会学人类学学院中，实现了学科之间更好的衔接。不过，在全国许多大学中，因为学科体制的限制，通常考古学是和历史学专业或者博物馆学专业关系更密切一些，而语言学研究力量则主要集中在中文专业、少数民族语言专业和外语专业中，一时很难按照这种四分支的模式完全整合在一起。

　　脚踏实地做学问的态度是后人楷模

　　南方日报：作为许多从西方引进的学科，由于偏重应用，近百年在中国的发展都不断遇到学术世俗化的问题，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黄淑娉：十几年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现象，一些高校的某些系的确遇到这样的危机，有些教师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在外面联系很广，四通八达，赚很多钱，拿到课题项目，主要让学生做。

　　人类学虽然从西方引进，但因为学科本身的特点，讲求实地调查一手资料，所以在论文和学术成果中抄袭往往容易被发现，所以特别要求扎实做学问的态度。

　　杨成志那一辈的学者，做学问的条件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调查非常艰苦，几乎没有经费，但他们甘于寂寞和清贫，把一生奉献给自己的志向。现在的学者往往在社会上有更广泛的人脉，吸引的经费更多，视野更开拓，可以开展的课题也更多了。这一方面对学科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最后都要依赖于那些甘于寂寞、皓首穷经做学问的人。

　　费孝通曾说，人类学这门研究人的学科，最后发展的归宿是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世界上2000多个民族，这么多群体一直在变化，研究得完吗？肯定研究不完。所以，人类学研究者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眼界，而不是只关注于眼前的发展和利益。学者们一方面要像杨成志那样脚踏实地，一生立志做学问而不言弃；另一方面也要眼望星空，有宏大的理想和视野。

　　王建明：当钱在社会中比过去有了更大的力量之后，现在的学术研究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田野民族志研究要求人类学家有更长时间、更为扎实的田野工作实践，但是在有了更充沛的研究经费之后，真正愿意花时间用心去做田野调查的人却比较少了。于是，有些人就更多地炒作概念、照搬理论，甚至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盗用他人研究资料，这样的学术对于社会、对于民众不会产生什么贡献，也许不仅是资源的浪费，更是精神的垃圾。人类学学科非常重视应用，但我主张这种应用必须以扎实丰厚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为支撑，是一种理论性的实践，不是拾人牙慧，避免单向思维。研究应当有一种跨学科的视野，但一定要能够展现出你自己的学问对于所研究的那些问题的特别贡献。

　　上期回响

　　点击丁颖

　　天涯首页·天涯网刊

　　点击率：1090顶帖：22

　　一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建筑便是华农的校史馆，在三楼的地方，便是丁颖纪念馆。在丁老学生以及华农档案馆等各方的努力下，丁颖纪念馆的内容日趋丰富。在华农行走，你还会听说丁颖奖学金、丁颖实验班以及在广东科技界有名的丁颖科技奖，这些都是以丁老的名字命名。这些命名，如今还都活着，为后世所敬仰。——— 网友“三日药师”

　　南方日报记者：李培

　　实习生：文秀维

　　（稿件经受访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