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听高人调侃：“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也不是生死别离，而是我身在祖国，却不知道祖国发生了什么”；又有人哀叹：“国人最大的悲哀是，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还没等爬起来，就发现历史在倒车。”这两段话，用来形容当下房市，真是再确切不过了——此刻，我身在房子里，却根本看不清房市里已经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将来还会发生什么；而正因为“该知道”的都“不知道”，该出手时未出手，所以一次次被那个名叫“又涨了”的巨轮反复碾压。

　　谢天谢地，好歹有了蜗居，这一切本来已成往事。无奈在此起彼伏的“限购令”伴奏下，总有高人不时发出高论，将我这段记忆之痂反复撕开。譬如不久前，某超级媒体就宣称，是“年轻人超前消费”推高了房价，建议先租后买。

　　听起来很有道理。可问题是，欲开药方，先得把脉号准。那么到底是谁推高了房价呢？果真是年轻人“超前消费”之过吗？表面上看，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可问题是，谁不渴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但那充其量只是“潜在需求”，只有在具备购买力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付诸行动（成为“有效需求”）、进而影响价格。还是茅于轼老先生用最基本的常识一语道破：供需决定价格是经济学的铁律。那么剩下的就是分析一下，供方有谁、其供给能力如何，需方又有谁，其购买力状况怎样。

　　众所周知，掌控中国房地产供给环节的两头“大牛”，是地方政府和房产商。前者垄断了土地资源供应环节，还垄断着房产开发项目的规划审批等一系列大权。无论房产商多么财大气粗，没有地方政府或官员个人的配合，终究翻不起什么大浪。加以土地资源有限且严格控制用地计划，这就决定了房产商的供给能力毕竟有限；倒是每有新楼开盘，往往被抢购一空，间接证明了需求方的旺盛购买欲和强大购买力。这些现实购买力来自什么人呢？是那些在都市的各个角落租房谋生起早摸黑做“蚁族”的平民子弟吗？平民子弟到底有没有能力一出校门就去“超前消费”？若非装聋作哑，此问题想必不难回答。

　　所以，若说“年轻人的超前消费推高了房价”，最好在前面加一个定语：是“富人（含富官）家的年轻人”，而不是所有“年轻人”。而富人（富官）家何止年轻人有房，大人更有房，而且一买就是好几套。君不见，前不久落马的贵阳原市长助理樊中黔，专案组证实，他已拥有价值300万元的房产达13套；此外仍有无数现金堆积在家，专案组光清点钞票就用了一天时间，包括人民币1900多万、欧元13万、美元10.3万、港币46万、购物卡18万、金条45根外加半屋子陈年茅台。也就是说，在房产需求市场里，有这么一个举足轻重的阶层，我们不妨称之为“房产收藏阶层”，因为房子早已不是他们的必需品，甚至也不是其奢侈品，而是收藏品；并且，只要樊助理们愿意，他完全可以“收藏”更多的房产而不必借助于任何房贷。难怪在中央政府屡出重手调控房市、严控房贷的背景下，房价依然有涨无跌。这也充分证明，那些手握大量现钞无处可花的人，才是支撑房价高位运行而不倾覆的主力军。

　　换言之，推高房价的关键词，不在于需求方是不是年轻、超前，而在于是不是有钱；房市供不应求的关键，不在于房产商是不是哄抬房价——如果没有买方愿意出高价且出得起高价，开发商抬价也没用；需求过旺的症结不在于房奴们省吃俭用去支撑的“居住需求”，而是某阶层一掷百万金形成的“收藏需求”和“炒作需求”。这是怎样一个无底洞般的需求市场！都道是“盛世收藏”，按说收藏之风盛行，也可算是国运昌隆的祥兆了；可，当我们的必需品都成了人家的收藏品，我们还能用得起吗？

　　综上，现阶段房市的主要矛盾是土地有限、房子有限与“房产收藏阶层”购买力无限之间的矛盾。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判断，那些乍听起来头头是道的高见，若不是把错了脉，就是坐错了板凳。其实何劳建议，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只能是先租后买，甚至只租不买，结果是房租越来越高，自己越来越买不起房子，更要命的是，在法治环境及契约精神“双缺失”的背景下，房东的脾气越来越大，随时可以毁约抬价或赶走你，而你无计可施。至于“限购令”，眼下看来也不难突破，只要跨城市买房就行了，一家照样可以拥有数十套。人家“房产收藏阶层”早就在这么做了。

　　从物理学常识看，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长期严重失衡而永不倾覆，这是确凿无疑的；不能确定的只是，它还能撑多久。明乎此，或许便可忽发奇想：也许，官员财产公开才是房价调控的最有力法宝？财产晾出去，房价降下来，其效果恐怕比“国N条”、“限购令”都立竿见影，总理也就不必再像年前在澳门时那样对年轻人感叹“内地房价实难调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