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白（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副总裁、上海科学学研究所高级学术顾问）

　　文汇报开出这个“创新障碍在哪里？”讨论专栏后，我注意到已有多篇文章谈到与创新相关的文化问题，也有不少文章谈了科研体制和机制问题。我认为创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而这个环节几乎还没有人谈到，就是创新成果的转化问题。要想成功转化创新成果，本身就是需要创新精神的。

　　大学应以社会前瞻性的需要来设置课程

　　在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美国是做得最好的。日本做应用很强，但应用与转化不完全是一回事，只做应用，到最后会枯竭，因为没有源头。而美国人善于把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很快转化为新的先进生产力。最典型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Google、Yahoo、HP，还有很多生物新科技成果，都是在这里成功转化的，源头则是大学的科学研究。但做什么创新研究更有利于转化？有讲究。

　　我曾专门到美国几所著名大学作了一番实地考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问他们，你们的大学教育怎样跟上社会最前沿、前瞻性的需求？对方回答：“我们把社会上在最前沿做得最好的人请来给学生上课。”比如，很多年前华尔街有一种做法叫强制性收购战略，又叫“吞并性收购”（aggressive takeover），就是把运作不良的公司的51%股份强行买下来；如果公司的实际价值（厂房、专利、设备、人才等）高于股市价值，那么就利用银行贷款把它买下来，重组后转卖或转行经营。吞并性收购是华尔街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战略，但哥大商学院没有教授懂这个，于是他们就请华尔街专门做这种业务的商人来给学生上课。后来作为作业，老师让学生寻找美国实质价值高于市场价值的公司，还把有些公司收购了。虽然这么做在学术道德上备受批评，但从中可以看到：学校把社会上最前沿的东西、前瞻性的需求吸收到教学中来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生物信息学，这个新兴学科需要既懂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又懂电脑软件程序处理的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想开这个专业，并授予博士学位，但这个新领域不要说教授了，连博士都还没出现，于是就请正尝试这件事的本科生来教课。还有，哈佛商学院请阿里巴巴的马云，海尔的张瑞敏等去讲课，因为哈佛学生要想知道中国的企业是如何成功的，而这些企业家有真正的深刻见解。这些例子都说明，大学应该以社会前瞻性的需要来设置课程，这样才能促进创新研究及其成果转化。

　　最好的科学家要直接面对本科生

　　中国有个问题，也算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最好的科学家很多在研究所，不在大学；而好的科学家即使在大学里，往往也不给本科生上课。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时，听说他们募捐到1亿美元用于艺术教育，这1亿美元可以用来建一个新专业，研究前沿学科，招收博士生，但他们最终决定将这些钱用于本科教育，请艺术界最有成就的学者给本科生上课。最好的教授、最前沿的科学家如能直接面对本科生，教学就有很好的效果：学生得以早早了解名师们的最新思想、最新成果，受到鼓舞、激励；而本科生正是最有闯劲、包袱最少、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观点、新方法的。给本科生讲课，对教授也是非常大的挑战，要把深奥的东西讲得浅显易懂，就要对问题有更深的钻研和认识，在互动中很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对自己的研究起到意想不到的推动。

　　耶鲁大学校长列文在谈到中国教育时也曾表示，中国的第一线科学家在研究所，与大学分开，不接触本科生，不介入教学第一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耶鲁等很多著名大学，科学家必须给本科生上课，这样才能激发出完全不同的创新环境。难怪Yahoo、Google、Facebook、Microsoft、Biogen、Genzyme、Chiron都是从这些大学中“酝酿”出来的。而中国大学的环境似乎不太适合培养企业家，学生鲜有开拓精神、创新转化精神和自主创业的企业家精神，走的往往是象牙塔的路——出国留学、读博士。

　　创新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在讨论创新时，过多地强调了打好基础、秉承传统的重要性。研究生做论文开题，往往第一件事是到网上查谁做过这个题目。当然这是必要的，但我经常对我的研究生说，不要看别人的论文，至少要少看，或者等自己的论文写出来以后再看。创新的转化也一样，Google的创始人要是当年整天去看人家是怎么做搜索器的，就不可能开发出独一无二的检索方法。也就是说，并不是要有了完备的基础才能创新。不要迷信权威、迷信前人。很多已发表的东西都是错的。你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做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就与前人不一样。看了人家的东西，就会受到影响，会把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在艺术界最典型的例子是梵高，他30岁才开始学画画，基础不好，很多基本功没学过，但如果学了，他不可能成为独树一帜的大艺术家。

　　要有效地转化创新成果，重要的是跟人家不一样。我对学生说，在我们这个领域，如果我们的竞争对手也能想到做到的，我们就不做。我经常跟一些年轻科学家讲，你们必须找到大题目、重要的题目，要有这个野心，在一开始做题目的时候，就思考这个题目能不能解决领域里的重大问题。很多助理教授说，这不是我们这种人考虑的，我们现在主要是站稳脚跟，拿到资助，发表论文，等到有了这些之后再考虑做一个有影响的课题。我说，等到这些东西都有了，你就被很多东西限制了，做不出大题目了。从统计数据上看，重大的发现、有影响的工作往往是在助理教授这个阶段做出来的。现在我在制药公司搞研发，也反复强调与竞争者的差别。这是一个标准：我们一定要创新，一定要将最前沿的科学成果转化成新药——绝对要做跟人家不一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