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西藏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汪品先先生在建议讨论“创新障碍”的公开信（见文汇报1月9日头版）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用来促进科研发展的举措中是不是存在一些误导性，如在科技成果的评价和奖励中拿文章数量和影响因子做标准。记得几年前，有关SCI及其影响因子的利弊在国内就曾引发过争论，其结果对抑制当时已兴起的“唯SCI论”产生了一定作用，科学界由此形成了一些共识：SCI已成为国际自然科学领域最权威的文献检索工具之一；发表SCI论文有助于提高博士生科研水平和英文写作能力；SCI的影响因子是一份刊物所有论文被引用情况的相对均值，并不代表在该刊发表的某一篇科研论文本身的创新性和影响力，等等。

　　不料，最近一段时间追求SCI影响因子之风竟愈演愈烈，不仅在成果申报、项目申请、职务聘任等诸多场合提出的科研论文都被要求标注，还有人将不同刊物甚至不同年度的影响因子相加得出一个所谓的“总点数”来对单位或个人进行排序。此外，与SCI类似的SSCI以及由SCI衍生出的ESI等指数也陆续登场，成了影响科研创新活动的“推手”。由此看来，进一步探讨汪先生所提出的“影响因子问题”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近来，笔者趁在日本国立统计数理研究所担任国际访问教授之机，与日本同行就SCI影响因子对科研创新的正负效应作了探讨。总的印象是，影响因子在日本科学界也有一定市场，但在项目申报和绩效管理等方面并没有我国那么盛行，因而对多数科学家（尤其是致力于基础理论创新的科学家）未造成明显的压力。而在国际公认的、我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创新研究巅峰——争取诺贝尔奖方面，日本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以下几个成功案例的分析，也许可以给我们新的启示。

　　汤川秀树是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一位完全由日本本土培养的理论物理学家。1932年，25岁的汤川秀树担任大阪大学讲师，在从事科研教学活动的同时，为日后申请博士学位做准备。1935年，他将研究成果写成“论基本粒子的作用”一文，发表于本国的专业学术期刊——《日本物理-数学会刊》，论文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介子学说，预言了介子的存在。这一新理论使汤川秀树于1938年获大阪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并于1949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46年，汤川秀树在京都大学基础物理研究所创办了一份本土刊物《理论物理学进展》，致力于向国外推介日本的理论物理学研究成果，帮助日本科学家克服因国际竞争和语言障碍等对发表创新思想不利的因素。1973年，这家研究所两名年轻的助理教授小林诚和益川敏英合作在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弱相互作用可重整化理论中的cp破缺》的论文，提出了著名的小林-益川模型，以解释弱相互作用中的电荷宇称对称性破缺。2008年，小林诚和益川敏英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顺便提一句，益川敏英因英语成绩太差曾险遭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拒绝录取，其后他自己也放弃了一切出国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可想而知，他的成功离不开坂田昌一和汤川秀树等科学大师慧眼识才，《理论物理学进展》也功不可没。

　　更极端的例子莫过于200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田中耕一自1983年本科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电气工程学系后一直供职于日本岛津制作所（公司），1987年他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一个专业学术会议上提交了一篇论文，在高分子研究领域提出了性质界定和结构解析的想法。这篇会议论文未被SCI收录，因而也没有影响因子，但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其想法被欧美科学家逐渐发展成一套高灵敏度和高精确度的生物大分子分析方法，对今天的蛋白质组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田中耕一的创新精神和成功范例曾一度引起日本科学与教育界的热议和反思。

　　笔者并没有从严格统计学意义上分析影响因子与科研创新活动的相关性，不过从上述实例不难看出，影响因子等各种定量指标也许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科研评价的复杂性，试图将这些指标做标准来提升我们的科研创新能力，无异于舍本求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