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孙大晶

　　这是一列从柏林发往海牙的德国火车，载满了乘客。我边上的德国男青年打了一个电话后开始打瞌睡。隔着走道坐我旁边的女人正在织的不知是毛衣还是披肩。斜对面的男人在写写画画，他边上的胖男子戴着耳机一边听东西一边斜眼瞅着写写画画的男人正在进行的内容。车厢里总是有孩子在欢闹。我从德国投奔阿姆斯特丹而去，带着一点因为多日不见阳光而产生的被阳光遗弃的黑暗的小念头，想起朱自清的句子，“热闹是他们的，而我什么都没有”。

　　16点10分，正在温习电影《朱莉与茱莉亚》的我，眼前突现光芒万丈，我暂停了电影，一抬眼就看到夕阳———它就在列车的左前方，瞬间把整节车厢照得金黄，尾随着夕阳的是天尽头大片的彩霞，或者说，晚霞。四下里突然如神圣般寂静下来，电脑屏幕上是小职员茱莉依着她的跨年度偶像计划执行着她的倒数第n道菜，我一动也不能动，看着列车往西北方向直追夕阳而去，这时候我默默对自己说，很多年以后，我一定会想起曾在荷兰、曾在荷兰从Hengelo开往Amersfoort的铁路路段，看到了荷兰暖人肺腑的日落。

　　在异国 来一杯啤酒和一罐黄油

　　入夜后的阿姆斯特丹并不静谧，人潮车流涌动，阿姆斯特尔河里也是星星点点的金碧辉煌，那是岸上灯红酒绿的倒影。我想起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我看错了公交车的站名，提前下了车，只好顺着原路返回等车的地方重坐一回。跑步的人们间间歇歇地从我身边经过，他们如去年世界杯上的荷兰队一样骁勇而不羁，只要左看右看确定近距离内没有车，他们就昂然顶着红灯蹦跳而过。我孤零零站在大十字路口等着绿灯姗姗亮起，尴尬地算计着此刻我到底是过还是不过，是入乡随俗还是如德国人那般痴狂地视红灯如禁律……我的纠结迟迟未了，这时绿灯亮了。

　　阿姆斯特丹的民居沿街而建，人行道的内沿就是房门和巨大的落地窗，薄薄的白色蕾丝窗帘只剩下装饰作用，室内景象一览无余。有间房子里，一个老人家侧脸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不理会屋外的纷扰，不在乎个别行人好奇的窥视，他肩头上蹲着一只和他一样淡定的大白猫。这一幕后来常在我脑海里出现，老人家于我而言俨然已成荷兰民族精神的化身———即便海啸冲垮荷兰各大堤岸，即便阿姆斯特丹满城尽是烟花巷，我自岿然不动。

　　回到市中心的车站，再搭一次21路公车，这就来到了旅馆所在。饿了于是下楼找餐馆。站在十字路口四顾，对面一家小餐馆亮着灯，拔脚进入。先点了一杯所谓大啤酒，我美好地幻想着以世界平均身高最高的荷兰人的标准，应该是海量吧。没料到端上来的是仅仅0.5升的喜力，在并非城中心的小餐馆里能要价4.5欧，“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古今世界皆通用。和高木直子一样独自旅行独自进店小酌的我，努力想附和她感慨的“为什么旅游胜地的啤酒总是出乎意料的好喝呢”却无法做到，在我品来，比起我喝过的任何一款德国啤酒，喜力的口味过于清淡，略显乏味。

　　带的现金不多，随便点了个黄油配面包。小竹篮里铺着纸巾，盛着七八个扁平的小面包。面包烫手，光是握着就暖心暖肺了。把面包横着切开，黄油要抹得足够厚，厚得满溢，是电影《茱莉与茱莉亚》里茱莉教的，“如果有彗星要撞向地球，我们还能再活30天，我要用来品尝黄油”。浓稠且滚烫的黄油在身体里慢慢化开，抚平、滋润并且修补连自己都看不到的心里的小裂痕，“黄油是很好的补药”，我默想着，怀着对茱莉的感激，将一小瓷罐黄油一扫而光。

　　回旅馆的时候，在楼下小铺子发现有酒精含量高达12%的所谓高度啤酒（这种啤酒在阿姆斯特丹很常见，德国啤酒一般也就4%上下），夜里渴醒的时候当水喝掉后直接睡去，未能真切地体会到这12%的深意。

　　坐一艘船

　　漫游阿姆斯特丹

　　荷兰沿海，较德国而言，气候相对温和许多。德国正处于40年来最冷的一个严冬，而在与之接壤的荷兰境内，太阳照常升起，天空照常蓝着，上午漫天的白云换下朝霞，黄昏时候晚霞来助阵。晚冬的阿姆斯特丹，没有郁金香，天空却仍是彩色的。

　　天气如此之好，这就搭一艘游船漫游阿姆斯特尔河。船舱里挤满了各国游客。录好的解说词缓声为你叙述沿河所见、关于阿姆斯特丹的这些那些。其中有让阿姆斯特丹人至今骄傲不已的经济事件。比如1369年阿姆斯特丹就入主汉萨同盟，自那起，长期作为阿姆斯特丹人主要收入来源的捕鱼业光荣引退，阿姆斯特丹欣欣然牵起了世界贸易业的小手，到了17世纪末，阿姆斯特丹一举变身为欧洲最富裕的城市。经济的飞跃带来地价的高涨，二者之间终于还是前者占了上风，想掘一桶金的人们蜂拥而至，这之后阿姆斯特丹就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有对阿姆斯特丹独特建筑的神秘背景的解读。比如数百年前此地律法规定，纳税额与门户的大小成正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地人在将门户尽量缩小的同时，把窗户做得非常高大，以便全部家什都能从窗口吊运进出。有对城市所谓CBD黄金地段Herengracht(绅士运河)的介绍。这块当年只有超级买办们才住得起的豪华地段，如今依然钱味不散———它成了银行、证券机构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集体驻地。

　　船在河上走，天鹅如影随形，情侣们双双跷着二郎腿坐在岸边的长椅上说着笑着，而岸上一栋4层小楼里，3楼的大窗猛地被拉开，两个男人从窗户底下齐齐探出了脑袋，张望河上的风景。此景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是的阿姆斯特丹是个宽容的城市。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专为同性恋者开设的书店。姑娘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公交车上聊天，一个姑娘用很平淡的口气描述着之前她们提到过的某人：“嗯，她是拉拉。”连表示惊讶的一声“咦”都没有，姑娘们毫无兴趣地转移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天色甚早，下了船后沿着运河步行，妄图踩遍每一座小桥。天空碧蓝如洗，白云绽放，河水异常清冽，海鸥纷飞。沿河有栋小楼，房顶的檐下横躺着一只水泥郁金香，曾探访过阿姆斯特丹的你，是否曾和我一样抬头看到海鸥从这空中的郁金香前飞过？若你也和我一样一丝不苟地沿河浏览，一定不会错过一户人家，墙上自豪地标注着，1781到1782年间，这里曾住着第一任美国驻荷大使，即第二任美国总统John Adams。

　　悲伤故事和它的美好结局

　　我耗掉大半个下午的光阴，在凡高博物馆里细细品读了凡高的200幅油画，只为了给与博物馆擦肩而过的你讲述一个悲伤的……但是令后人能从中捕捉到大幸福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凡高，出生在荷兰一个牧师之家。凡高身为长子，他之后有5个弟弟妹妹，其间有一个传说中为凡高而生的人物，最小的弟弟提奥。凡高16岁时前往海牙某艺术品商行当店员，之后提奥也进了这家店，为日后救济落魄的长兄奠定了较坚实的经济基础。凡高叛逆不羁、消极怠工，在23岁那年，他失业了。凡高的悲剧由此拉开序幕，这之后他处处碰壁，眼前再也没有光。26岁时凡高听从提奥的建议，决心成为一个艺术家，而此时年仅22岁的提奥，接过了父母扔来的赡养长兄的重任。此后凡高把几乎所有的画作都寄到提奥处艰难寄卖，提奥为他提供生活来源以及创作工具，1888年那个春天，入行9年、已经35岁的凡高依然企盼着弟弟的救济，“现在树都开花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快点给我寄颜料来，果树开花的季节是很短暂的”。

　　凡高喜欢秋天，他向往着有那么一个国家，“那里一年四季都是秋天”。凡高热爱劳动阶层并融入其中，他喜欢画农夫农妇，喜欢画耕地画麦田画农舍（“我终于发现最美丽的建筑就是村舍：苔藓覆盖的茅草屋顶和黑色的火炉”），喜欢画工人们的旧皮鞋。凡高的画风晦暗感伤（很有可能是销路不佳的罪魁祸首），33岁那年他受印象派的影响，画风骤转，开始迷恋并从此追随夸张的颜色对比，尤其是在他画中极频繁出现的红绿配（“蓝色与橙色、红色与绿色、黄色与紫色的对比，能达到最大限度的和谐”）。由于社会阶层的关系，凡高的画作，从不涉及哪怕中流社会的美好光景；又由于受不得志的命运之苦，凡高画的下层社会阖家围坐着吃一盘带皮土豆的作品，也未能透出一丝家庭的温馨感，只有穷人的悲伤从画里一点一点释放。一个没有尝过甜头的人是很难相信美好天堂的，因为天使从未扑哧着小翅膀为他送来哪怕颜料画布哪怕最低生活保障，因此他不会涉足宗教题材的绘画（“画天使！谁曾见到过真正的天使！”）。37岁那年，感到一事无成并颓然接受这不可改变的悲伤命运的凡高，开枪自尽了。半年后，传说中为凡高而生的提奥，也离世了（死因不详）。

　　我在喜欢的画作前久久默立，抓住我的并不仅是绘画本身，而是这贯穿凡高绘画生涯、足以撑起这整座凡高博物馆的巨大的悲哀感。博物馆内人头攒动，有时看一幅画要排一小会儿队等前面的人先看完。保安们三步一亭五步一岗，严阵以待，这等架势让我想起“盖棺论定”四字，心下凄凉。一楼的博物馆商店内摩肩接踵，各种精致的博物馆周边纪念品的确能让人把玩不已，印着凡高经典画作和凡高名字的儿童腰带当然不缺市场，可有可无的居家装饰也是热门手信，向日葵挎包随便挎上都会美的。生意好得如火如荼，很好地冲淡了博物馆内挥之不尽的悲哀感。是的，凡高写就了一部个人悲剧史，为仰慕他的后人留下无尽的精神财富，为供养他画作的人们创下大笔物质财富———前两年欧洲经济危机爆发时德国媒体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挽救资本主义”，我真想学着这么说一句：“只有前人的眼泪才能打造后人的欢笑。”我拿下一本凡高画册，那么，凡高，再见了，阿姆斯特丹，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