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曙生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倡导“中国大历史”的观念:“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去检讨历史，使得过去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后连贯的因果关系的合理性。”如果用这种大历史观纵深地透视中国的治道，我们能清晰地观察出从先秦到当代我国法制发展的“段落”:从礼治到封建法制——以礼仪为中心到“有治人”为中心;从封建法制到近现代法制——坚持“有治人无治法”的理念到变法的法治;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从仿效苏联到法治独立品格初步形成。通过放宽法治历史的视界，我们能精确地洞察出我国法治建设的困境及其历史的趋向，从而为我们进行目前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从远距离看，法治在中国的生成是历史的必然。

　　我国的法治经历了从“礼”到“制”再到“治”的三点一线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不能一概否认礼治与早期法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当初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礼治与法制的运作，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能保持自己民族历史与文明的少数国家之一。因此，封建的礼治与法制对应了当初的各个历史段落的发展，其存在的本身便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从长时间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中国有着本土的法制主义，它构成中华文明主要内容;其二，中国的法制发展呈现为历史延续性，并且不断超越自己，向着法治文明的更高层阶迈进;最后，今日的中国对法治主义的选择，是遵循历史规律的结果，任何违背法治主义的行为，都是对历史的反动。

　　从宽视野看，法制建设所遭遇的灾难可以看做是法治进步所付出的代价。

　　按照大历史的观点，社会有一个自然的结构，历史是走向真理的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进步在人类的历史中之所以有可能，乃因为人有理性反省的能力，人类可以从每每遭遇一次次的灾难中吸取教训，从苦难中接受磨练，从而成长起来，所以每次的灾难都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中国法治的进步也不例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灾难。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中兴，也是建基于历史经验的反省;1982年宪法肯定了现代法制的若干基本原则，无疑是一种进步。同样地，在20世纪90年代，人权原则得到确认，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更成为我国法治进步和法治现代化的里程碑……因此，从历史的宽视野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其一，法治的进步往往与破坏法治的灾难相伴而生，灾难是法治进步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其二，我们不应该沉溺于对过去灾难的谴责，更应反省过去的错误，吸取教训;最后，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更应注重吸收法治国家成功的法治经验，避免走更多的法制建设的弯路。

　　从长时间看，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依然漫长。

　　从周公制礼到秦始皇重用法家，历史整整经历800年;从封建法制的建立到近代法制的萌生，中国人更是体验了漫长的期待;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近代法制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到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体系的形成，历史又走过了整整一百年;从新中国仿效前苏联的法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制到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我们又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尽管从中国法制历史的段落来考察，随着世界走向更高的法治文明，仿佛现代法治建设的历史也在缩短，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法治社会的最终实现，并非能在短时期内能完成，我们要有走漫长建设道路的心理准备。因为以下的因素决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长期性:其一，中国长时期的人治习惯与现代法治的理念之间有着很深的隔膜，完成中国人法治思维观念的转变必然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次，从现阶段的法治成果看，中国只是在实现着法治建设初级目标——法律体系的建立。守法精神还未完全在公民中树立，贪腐案件仍层出不穷，社会的不正义还时有发生。因此，从长时间看，我们要有长时间法治建设的准备;从长远观点看，中国目前法治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一得到解决，法治的最终目标一定能实现。

　　中国的法治尽管走过并正在走着不平坦的道路，但其一直朝向法治的更高阶层迈进，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中国的法治依然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培养全国人民法治建设的自信心与意志力。中国人经历了一次次法制的灾难后已经觉醒，尽管我们的法治刚刚起步，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我们自信能居人上，能有作为，先有此信心与意志力而后才有行动。其二，树立法治的守法精神。法治精神就是尊崇法律、拥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这种精神风行既久，便会变成习惯。法治之实现便指日可待。最后，通过形成中国本土的法哲学来引领中国法治的建设。中国的法学何时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从而引领中国法治的建设，成为中国法治是否能够获得成功的标志。因此，大力发展中国的法哲学事业，形成有特色的中国法哲学的体系，从而引领中国法治的实践，成为当今中国法学者的义不容辞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