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近80岁的陶洪高（化名）老人收到四川省宜宾市检察院干警送来的3000元救助金时，感动得泣不成声。

　　2002年，宜宾市珙县老人陶洪高的妻儿被人投毒致死，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检察机关抗诉未果。后来，陶洪高的儿媳远嫁他乡，五口之家就剩下了陶洪高老人与他3岁的孙子，一家人陷入了困境。宜宾市检察院于2008年为陶洪高爷孙俩申请到1万元司法救助后，还协调教育部门解决了他孙子的入学问题。珙县检察院将陶洪高祖孙作为定期回访、跟踪救助的对象，宜宾市检察院的干警最近再次专程看望陶洪高，送去了救助金，并协调当地政府为其申请了低保和修缮房屋资金。

　　这只是全国刑事被害人救助试点工作中的一个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办公室主任刘志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自2009年3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后，全国各地检察院都加紧落实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从2009年3月至2010年8月，累计已有866人获得了刑事被害人救助，救助金额达1177万元。

　　“黑暗中独自哭泣的人”

　　刘志远告诉记者，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面临着赔偿难的问题。一方面，刑事案件可能无法破案，或法院判决嫌疑人无罪，使赔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后可能遇到“执行难”，无法得到赔偿。就连张君、马加爵、邱兴华等震惊全国的特大恶性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亲属都未能得到赔偿。“因加害人无力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都成为了‘空判’。”刘志远说。

　　记者了解到，我国每年刑事立案数在400万件以上，被害人群体庞大。但由于大量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或有的刑事案件发生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查获犯罪嫌疑人，或因证据原因无法认定责任者，导致被害人及其亲属难以得到有效的赔偿。据统计，我国目前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获得民事赔偿的比例不足10%，每年约有300万被害人及其亲属得不到任何赔偿，生活非常困难，被比喻为“黑暗中独自哭泣的人”。

　　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化，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李贵方告诉记者，司法界与法学界在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在发达国家，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已经完善成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与退休保障、医疗保障一样重要。对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救助，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保护。”

　　李贵方说，我国的刑事犯罪人员及其家属普遍存在“以刑代罚”的观念，认为“人都抓起来关进去了，还要赔偿？”，对被害人的赔偿要求存在抵触情绪，使被害人难以得到赔偿。这就体现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对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先行救助，保障其生存权利，这也符合法律的原理和法律的精神。

　　刘志远表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全国性的立法予以制度保障。

　　刘志远说，前几年我国司法系统主要关注对被告人的保护。“很多人都以为我们的刑事赔偿办公室就是赔偿刑事被害人的，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是赔偿被告人。被告人如果被误判了，我们会给予国家赔偿，因为有《国家赔偿法》，专款专用。而刑事被害人救助还没有相关的法律保障，也没有经费上的保障。”

　　近年来，中央政法委对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非常关注，刑事赔偿办公室的工作重心也从被告人保护转向了对被害人的保护。刘志远说，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试点在各地检察院都是“一把手工程”，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执行效果与考评体系挂钩。

　　刑事被害人救助要成为制度，不能闹得厉害才给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英辉谈到，刑事被害人救助属于社会救助范畴，可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有利于社会稳定。“许多案例表明，刑事被害人得不到赔偿，可能会采取非常规手段，如上访、闹访等，甚至可能去报复犯罪人员或其家属，从被害人变为加害人。对他们进行救助，可以有效地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湖南省资阳市老人彭伏秋的儿子在广东东莞打工期间被人打死，其本人又重病缠身，家里生活非常困难。由于该案经过多次补充侦查，仍证据不足，不符合逮捕条件，民事赔偿无法进行。彭伏秋情绪激动，多次上访。此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复查后，认为原案件的不捕决定正确，但被害人亲属家庭经济确实困难，由东莞市检察院对其进行救助。2009年6月，检察院对彭伏秋给予经济救助两万元，并对其耐心解释说理，彭伏秋终于息诉罢访。

　　刘志远告诉记者，其实检察系统很早就有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的例子，但这种救助主要是为了解决信访问题，对不断上访的当事人进行救助，“常常是闹得厉害才给，我们‘花钱买平安’。这种被动救助，明显对不上访的被害人不公平。”而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就是变被动救助为主动救助，只要符合条件，就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给予救助。

　　最难的是救助资金

　　2009年3月，中央政法委、最高检、财政部等8家单位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最高检专门下发通知进行动员部署。一年多来，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初步展开，其中，江苏、浙江、四川、河南、湖南、辽宁、广东等地成效明显。

　　在多地开展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试点工作中，有的地区是由公检法联合救助，有的地区是由民政部门来做，各有各的做法，资金来源也不统一，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刘志远说，试点工作最难的就是救助金来源。很多试点地区的救助金都是由公检法系统自己筹措的，救助工作捉襟见肘。同时，救助标准和范围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救助范围各地都有不同，救助金额也存在随意性，从几千到几十万元的都有。而救助金是有限的，要做到好钢用在刀刃上，“目前我们的原则是以救助人身伤亡案件受害者为主。”

　　李贵方认为，应该有一部专门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对救助的对象、额度、程序和范围，有一个系统的规定，这样才能保证救助工作的落实。宋英辉也认为应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进行单独立法，统一救助与负责部门，使救助资金得以保障。如果单独立法有困难，也可以把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加入到社会保障法中。

　　宋英辉建议，刑事被害人救助采取以政府拨款为基础，社会捐赠为辅，一同建立基金的模式。救助额度可按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浮动，可参考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已经可以承担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发达地区由地方政府建立基金进行救助，经济不发达地区可以向中央财政申请经费，保证救助可以在全国各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