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红梅：2000年我判了一起普通的盗窃案。被告人刘某听完宣判结果失望地说：“同监室的一个人和我盗窃数额一样多，人家判5年，我却判了6年6个月，我不服，要上诉。”

　　虽然上诉结果维持原判，但这件事却在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为什么同一类案件，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在判决结果上会如此不同呢？能不能将量刑过程脱离案件的人文因素和地域因素，避免同案不同判呢

　　在上级法院和院党委的支持下，我带领相关人员，展开了量刑规范工作的前期调研和可行性研究。

　　那段时间，课题小组成员的工作时间是每天晚上6点至10点，再加上双休日。最后完成的基础登记表有6000余页，摞起来有一米多高。

　　就这样，3年后，《淄川区人民法院常用百种罪名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及《人民法院电脑辅助量刑系统》应运而生，淄川法院也成为全国法院系统率先开展规范化量刑的基层法院。

　　然而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但是我认为，有争议是好事，这说明了改革的重要性。对于量刑规范化，我的信心从未动摇，因为公正与效率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本报记者李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