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其实不缺乏民俗专家来解读、复原那些曾经存在的各种关于“过年”的习俗。可我们慨叹的是，曾经作为生活一部分的“活”的年俗如何再回到我们的生活中间。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它们的价值被新的一代人认同

　　王钢懿

　　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活”在繁华都市，也就非常珍惜能够回到家乡小城度过春节长假的十来天“生活”。虽然故乡的春节很久以前就不再能听到爆竹声，自然也见不到满街纸屑、黄沙的热闹与狼藉。可对于成年的我而言，“年”就是回家的往返机票，就是与两三好友闲话旧岁的畅快，就是信步街角巷尾找寻旧迹的慵懒，还有就是看着懵懂小儿在爷娘身旁撒娇耍赖的那份满足。

　　艳羡董桥一辈人能够有俗气至极而土气十足的过年回忆：朱联新墨、雕梁画栋，神龛供果、红案青烟；友辈亲俗的把酒围炉，婶姨婆妈的锡箔元宝，还有屋外孩子们的爆竹喧嚣。

　　透过他们文字记录中的年俗印象，记忆中沉睡的那些童年梦境也依稀现前：墨迹未干的春联上总能够找到浅浅的小小指印，那是哪个小鬼的杰作；大哥哥手里的“二踢脚”如此威风凛凛，弹得自己小小脑瓜生疼却总忍不住要往前凑；还有就是猜想着那些红纸、绿纸和黄纸包裹的糕饼里，究竟哪一个藏着自己最喜欢的花生酥？红包里的压岁钱早就换成了手里的纸灯笼和各色烟花鞭炮；从初一到十五，哪天不是孩子们的狂欢节

　　虽然俗不及老辈年俗那么乡土、雅不如文士迎春一般清丽，可我们的回忆中总还有那么一点激动的期待与纯朴的欢乐，倘若我家小儿初长成，又将体会到怎样的“年”味

　　我不知道电子阅读和数字娱乐时代将如何为我们自己和下一代营造一个“俗气十足”的春节。但是我明白，那些至今令我们感动不已的童年回忆是不可能通过这些时尚的电子玩具转递给我们的下一代。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也不论是我们的春节还是老外的圣诞，民俗与传统都需要依靠一代代人之间的心灵传承才能延续。如果孩子们不再体会到我们曾经体会到的快乐，不再期待春节的喧闹与自在，我们应当有愧。

　　那么，真正的“年”又该是什么呢？我们又该保留一个什么样的“过年体验”给我们的孩子

　　“年”是一个怪物，从遥远的神话中走来，在农耕文明的文化想像中不断被描绘而越发精彩与丰富；它是否还能在现代工业文明与后现代数字生存中存活下去

　　我们其实不缺乏民俗专家来解读、复原那些曾经存在的各种关于“过年”的习俗。这些习俗作为一种知识无疑仍将存在，至少存在于民俗专家的专著中。可我们慨叹的是，曾经作为生活一部分的“活”的年俗如何再回到我们的生活中间。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它们的价值被新的一代人认同。

　　近代以来的两百年间，我们的传统年俗也早已随着乡土文化的消解而被稀释、简化。现代化在改造我们的经济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但是，现代性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是如何让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回归人性、而不是被物性改造。

　　人性与物性的区别之一就是，人性的发展轨道是螺旋形的、周期性的，而物性的前进轨道是直线的、加速度的。“年”的存在就是人性的周期性回归的需要；丢失了“年”的生存将是可悲的、无休止的机械重复，在精神上最终将使得人性由于无以缓解的疲惫感而扭曲、崩溃。

　　“年”所给予人们的停顿与松弛，就是帮助人们在家庭中、在熟悉的环境中找回人性。对于孩童们，每一个新年的期待，既是重要的心理暗示，教会他们学会快乐、体会亲情，也是帮助他们建立强大的精神纽带，逐步走向成熟，那将是一种真正的心理和社会意义上的成熟。

　　或许，这些价值有助于我们理解“年”何以需要被认真对待，我们在过年这个事情上对自己、对孩子将负有怎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