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风俗依旧沿袭，今后还会继续沿袭，证明了孟德斯鸠有关风俗与法律关系的论证。我们也许真的应该为春节找一条明智而又现代化的出路，既保留住风俗中的善良美好，又能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

　　马小红

　　过春节的重头戏是“除夕”(大年三十)与“正月初一”(新年第一天)。正月初一，在古人的“日历”中又称为“元旦”。1912年民国建立后，改以公历(西历或称阳历)纪年，公历的一月一日被定为“元旦”，而阴历的辞旧迎新的节日就称为“春节”。

　　有专家考证，过春节的习俗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春节”也不单单只是正月初一这一天。心急的进了腊月(阴历十二月)门，就开始忙节，打扫房屋，置办年货。年三十儿家人团聚守岁，正月初一人人穿上新衣，走亲访友，恭贺新禧。俗话又说“有心拜年，十五不晚”。很多地方正月十五前家人团聚拜年，正月十五后，各种村社活动，比如庙会等方拉开序幕。腊月与正月，近两个月的时间，人们将自己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愿望都注入到了一系列的除旧布新的欢庆活动之中。所以春节的欢乐，应该是全民的事情，没有贵贱等级之分。俗话说：“有钱无钱，回家过年。”

　　中国人对春节的重视，与农耕社会的习惯有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一点也许与中国古代的法律理念有些关系，自然规律或法则永远是中国人心中的大法，“遵守”那是必须的。秋天收获后，人们开始冬闲。冬闲的三个月(孟冬、仲冬、季冬)是一年的总结，《月令》规定：冬闲时，天子命负责占卜的官员占卜天意，下令检举朝中的小人、奸臣，以清除败类。命百官巡查“盖藏”之事，没有收获的庄稼要尽快入仓。天子还要举行祭祀，祈祷天地诸神以及列祖列宗保佑来年国泰民安。对下，天子及官员要慰问劳累了一年的农民。而民间在冬闲时节，族长耆老也会存问九族，对比较贫困的人进行体恤和补助，让他们能够平安度过冬日。族长耆老的另一事项，是主持“乡饮酒礼”，即集合村民族人，宣读国家法令，表彰一年来的好人好事，批评不轨言行，以旌善惩恶。冬闲为新的一年做了充分的准备，而新年伊始的祝愿，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节日，是冬闲和春忙的过渡。这个节日，既是以往的总结，又是未来的开端。腊月与正月，新旧交替的庆祝，可以集中表达人们的多种心境与心愿，对以往的感恩，对未来的憧憬，对亲朋好友的祝愿等等。对春节的重视，或许还体现了中国人一张一弛、除旧布新、与时俱进及善始善终的生活态度和价值理念。从腊月到正月，中国古人的春节过得忙碌而充实，紧张而安逸，快乐而祥和。

　　也许正是因为春节有着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含意，寄托着人们如此多的愿望和憧憬，它令中国人无法割舍。民国之后，法定的“元旦”变了，但过春节的习俗却没有改变，直到今日，春节仍然是中国人过得最认真的节日。日常，阴历的几月几日大都会被我们忽略，但阴历的腊月与正月我们一定会记得，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我们一定会记得。中国人过春节的认真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无论身处何地，大年三十非特殊情况是一定要赶回家过春节的。而今商品社会的发达，聚族而居早已成为历史。远离家乡，身居异地的人与古代相比不知增长了多少倍，于是，就有了现今春运期间，一票难求的现象。腊月的总结，新春的计划，早淹没在万里回乡的奔波中。

　　古人的春节，是养精蓄锐、蓄势待发的时节；而今日的春节更多的则是人一年中最为疲倦的时刻。每每见到一年一度的春运人潮和禁后又开得璀璨的烟花爆竹，我就会想起孟德斯鸠那句名言：“法律是制定的，而风俗则出于人们的感悟”，不要试图用法律去硬性地改变风俗。但今日的中国社会确实与古代社会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似乎没有了“安逸”过节的条件。春节的风俗依旧沿袭，今后还会继续沿袭，证明了孟德斯鸠有关风俗与法律关系的论证。我们也许真的应该为春节找一条明智而又现代化的出路，既保留住风俗中的善良美好，又能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

　　随着今后经济的发展，外出者经验的积累，人们对外出创业地的选择也许会更理性。遥远的大都市未必适合所有的人，也未必就是最佳选择。二三线的城市，靠近家乡的城镇，甚至就地发展也许更有利于兼顾各个方面，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另外，如今的家庭较古代的家族简单得多，家乡的亲人也可以选择到居外的亲人处过节，如此时间上比较随意，可以提前错开春运而往返，也可以领略一下异地春节的风俗，拓展眼界。这样，古人春节的忙碌而充实、紧张而安逸、快乐而祥和也许就能与现代化的生活俱存。

　　最后，还想说一点法律史专业上的事，即春节作为法定节日由来已久。笔者查阅《唐令拾遗》，检得一条史料，言：最晚在唐代的开元年间，国家就规定官员“元正(正月初一)、冬至并给假七日(节前三日，节后三日)”。可以作为现在过年“放大假”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