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地：北京

　　家乡话：“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燃起了漫天的烟花。烟花虽然暂时刺激了耳目，可是燃尽了，却给我带来寂寞的感觉。或许世界就是这么复杂和无奈，不如顺其自然，并学会欣赏它的美。”——刘铮

　　到这个兔年，我已经在这个中国的古都过了30多个春节。我在北京出生，成长，但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北京人”，我父亲是苏北人，母亲是广东人，所以我只能算是移民的后代。对于一个乡土文化的根已经被斩断的人来说，春节总是给我一种“寂寞”的感觉，而随着北京的变化，这种“寂寞”变化着它的色彩。

　　“空城”过年

　　小商店餐馆几乎全部关门

　　北京开始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时，是轮廓鲜明的，就像“变形金刚”，虽然有时候会“变形”，但始终是机械物体。博物馆、动物园、工厂、学校、商店……到处都是方正的灰色建筑，人们在里面严肃认真地工作。

　　后来，北京就越来越“热闹”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入了北京，在那些灰色建筑中间，出现了各种不那么容易界定的建筑和越来越充满街道的人群。

　　现在回想起来，北京的变化在我脑海里就像电脑修改图像的“渐变”效果，逐渐出现了铁皮屋顶菜市场、早点铺、发廊、书报亭。在人们的语言里，“平房”也逐渐不再指城里那些砖缝里冒出花花草草的四合院，而是平常非常干燥，下雨天就会形成一条条泥泞小路的“外地人”聚集区。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房价每平米超过4000元还是个笑话，北京在三环路附近出现了大片的“城乡接合部”，在那里的“老北京人”总是会传说自己身边出现了“河南村”、“浙江村”，这个村是卖小孩的，那个村是偷自行车的。

　　北京人越来越感到住房狭小，同时道路也越来越拥挤。人们开始认真讨论“外地人”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呼吁“限制外地人来北京居住”，虽然他们之中有很多都曾经是“外地人”。

　　而到了春节，春运让许多“外地人”在一夜间消失，北京又显得宽敞了，很多北京人会说：“要是每天都这样多好啊……”

　　没有回头路可走。工厂退出市区，城市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所在，在我的印象中，北京逐渐由一个“变形金刚”变成了一只有血有肉的热血动物。北京人在陪外地朋友逛故宫、长城时，也越来越把后海、三里屯、798当做游览胜地。北京人的生活越来越和这个城市融为一体。

　　所以，当春运发威，“北京人”再次完全拥有了北京城之后，却发现成了一座“空城”。小商店、小餐馆几乎全部关门，甚至连理个发、擦个皮鞋都找不到地方。

　　虽然车辆行进速度明显加快，却没有太多地方可去———后海、三里屯、798全部休克，因为那些负笈北上、为画廊看门的文艺青年，那些一边和酒吧老板搭讪，一边脱去羽绒服，露出舞蹈装的钢管女郎，大多数是外地人。

　　于是，越来越多人感慨，外地人走了，北京变成了一个太没意思的城市。

　　如果没有漫天的烟花，北京的春节会更加寂寞，而烟花，有另一段故事。

　　烟花“解”“禁”

　　曾出现爆竹替代品

　　烟花爆竹是北京仍然保留不多的过年风俗之一，但它的危害也显而易见：有人被爆竹炸断了手指，有人因放炮被摘除了眼球。

　　终于在1993年，北京市八城区严禁燃放烟花爆竹，远离市区的农村及其他远郊区、县则暂不列为禁放区域。当时，对于是否应当禁放的争论很激烈，刚上大学的我，站在反对禁放的一边，“既然那么多人想要放炮，那肯定禁止不了吧”，我当时想。

　　没想到，1994年的农历除夕，确实成了有史以来北京最安静的一个春节。一纸命令，让所有的黑火药一夜之间在这个城市失声。北京市的禁放成效让我领教了政府的工作能力，以后每每听到“政府想管也管不住”的说法，我就会举禁放为例子反驳。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想要听到爆竹声声。当年就有善于把握风向的商家推出了“爆竹替代品”———“电子爆竹”，就是爆竹形状的玩具里面，有一个能发出爆破声的小喇叭。同时，逢年过节或者家族聚会上，小孩踩气球也成为一景。

　　当然，这些都不够给力。很快，在离城区最进的未禁放的郊区县，出现了售卖烟花爆竹的网点，北京人开着私家车去买烟花爆竹，塞满一后备厢找地儿去放，情景有点像俄罗斯黑帮火拼。

　　在城里，有淘气的孩子和大人制作了“定时花炮”，就是把一根燃着的香和炮的药捻绑在一起，然后躲回屋子里，看着执法者听到炮声跑来，却抓不到人。

　　渐渐地，城里又开始出现明目张胆放烟花爆竹的人，而郊区的烟花爆竹销售点逐渐向城里逼近。“全面禁放是否合理”的讨论声开始出现，终于在全面禁放了12年后，2005年北京对燃放烟花爆竹进行了解禁。1993年的一刀切虽然干净利落，但无法阻止断茬上重新长出新的枝叶。而细致的管理，未必会伤害更多的眼球。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燃起了漫天的烟花。烟花虽然暂时刺激了耳目，可是燃尽了，却给我带来寂寞的感觉。或许世界就是这么复杂和无奈，不如顺其自然，并学会欣赏它的美。

　　□本报记者 刘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