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分钟能干什么呢？在一群年轻的影像创作者眼里，3分钟足以囊括世间万象。

　　200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陈金伟，用一台数码相机完成了一部恐怖短片。短片在学校放映室和优酷网、酷六网推出后，引起一片叫好声。陈金伟坚信，手拿数码相机拍摄影片，或许很“山寨”，但创作观念却很精英。“三分钟短片”将改变人们视拍电影为“遥不可及”的现状，人人都有机会拍电影。

　　与如今的电影大制作动辄斥资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摄制预算相比，“三分钟短片”像一股革命风暴席卷青年影像的创作阵地。数字技术的普及为在极低成本下进行影像创作提供了可能，不管是数码DV或是手机，都只是作为记录故事、表现创意的设备而已。而创作者的艺术创意却能使得短片拥有“大片”一样的社会效应。

　　一个演员一台DV，3分钟30元创造影像奇迹

　　2008年，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学生邢健的短片《净土》获得了英国首届东方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片大奖。该电影节由英国电影协会设立，是目前英国唯一专门推广中国电影的电影节，著名导演贾樟柯和张元纷纷送去自己的影片表示支持。

　　《净土》片长不到3分钟，没有对白。描述了一个被关在电梯里的人从惊恐到反抗再到绝望的情绪变化，其中穿插了鸟笼里的鸟、行走的人群等画面。《净土》里唯一的演员是邢健同宿舍的好友。他们在某个晚上聊出了这部短片的创意脚本，第二天就借到学校的DV完成了影片的拍摄，并在当晚完成了影片的剪辑。影片中道具是一只鸟和一个鸟笼，所有成本加起来总额不到30元。

　　随着新媒体网络的发展，通过短片制造口碑的案例比比皆是。2010年的电影短片《老男孩》就以其真诚的态度感动了中国上千万的网络观众，上线第一天得到了30万的点击量，第二天上升到70万，此后每天保持着80万的增长速度，目前已超过了2000万的点击量、数百万的转发量。有专家甚至声称，此影片如若进入院线，将会获得过亿的票房。而短片的制作者筷子兄弟导演组合，在2007年就是以6分钟音乐短片《男艺妓回忆录》通过互联网视频的方式进入大众视线的。

　　当然，也有一批文艺色彩浓厚的影片，与大部分新媒体受众的口味不相吻合，在网络受众当中没有得到强烈反响。尽管如此，网络作为新兴的电影传播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电影产业的竞争格局。

　　在国内，短片的放映门槛要远低于长片电影。越来越多的地方电视台开始推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短剧栏目，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网站开始实施自己的原创视频战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用一台“小屏幕”去分享快乐。

　　上班途中拿出数字设备看一小段影视剧，在办公室的休闲时间里用电脑偷瞄一会儿，晚上睡觉前又拿起手机摆弄一下，这样的行为已经越来越成为青年人的时尚。在这样一个传播符号、传播媒介和传播科技相互叠加、整合的时代中，传播的方式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新媒体设备技术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iPad、iTouch、手机流媒体等新媒体设备的出现，为更多视频内容提供了新的播放窗口。而时长在3分钟左右的视频短片迎合了那些等待上餐、等待买票、等待公交车到站的人的需求。

　　有一段时间，上海地铁二号线每天都在播放一部叫《晴天日记》的地铁剧。上班的时候人潮汹涌，但每次播放，多数目光还是会转向那方小小屏幕，有些离得远的乘客还会设法挤到屏幕前观看。40集的《晴天日记》，每集3分钟，连在一起不过一部电影的长度。“三分钟”显然根据人们搭乘地铁、来去匆匆的特点而设定的时长。地铁高峰时很多乘客情绪烦躁，这时温馨、简短的视频让人更容易接受。许多乘客在个人博客、网络论坛上表示，在地铁上收看《晴天日记》，分享女主角的喜怒哀乐，调节自己的心情，已成日常习惯。

　　传统电影业少有青年机会

　　2007年夏天，山东服装学院学生张乙森在山东泰安举办了一场“泰城高校电影巡展”。巡展的两部短片作品《路边人》、《一个都不能少》，都是由这位非电影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制作完成的。

　　“高校巡演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影片摄制的资金问题。”张乙森最终获得了某国际饮料品牌及某电信运营商两万元的资金支持。但这不是他最想要的。张乙森带着自己的长片剧本《麻雀》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剧本拿给老师看。老师客气地说：“你应该先来电影学院，让自己变得更专业一些。”刚刚获得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短片单元入围奖的张乙森有些不服气：“我都是电影节的电影人了……”

　　后来，张乙森以旁听生的身份在电影学院串遍了所有教学楼。随着对电影了解程度的加深，张乙森意识到电影是一个“水不清，鱼甚寡”的行业，年轻导演的机会很少，他们的作品要么出走国外，要么不为人知，在国内鲜有发行市场。

　　据了解，中国的电影产量目前已居世界前三名，广电总局公布的2010年度国产电影生产总数为526部，此外还有动画影片16部，纪录影片16部，科教影片54部，特种影片9部。而在这些数字里，青年人创作的影片为数寥寥。青年人没有资金注册电影公司，也就没有资格将剧本报批广电总局；青年人多使用数码DV，不具备上院线的技术指标；仅仅几万元的预算，只能制作独立影片，期望在某电影节上拿个奖，以此来争取到进入主流电影市场的机会。

　　2008年年末，事情有了转机。张乙森的纪录片提案《洗脚城·洗脚妹》获得了上海文广传媒集团的“真实中国·导演计划”资助，他作为制片人赴成都拍摄完成了纪录短片《洗脚》，并在电视上播放，获得社会好评。回到北京，兴奋不已的张乙森把一帮从事电影工作的哥们儿聚到一起。著名导演田壮壮曾说“电影不在乎长短”，“短片不也是电影吗？”张乙森说。

　　产业化是“三分钟短片”的持续发展之路

　　“三分钟短片的创作不能仅仅依赖知名导演。有好创意的，可能是更年轻、更了解年轻人想法的人。应该把他们挖掘出来，提供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传播平台。”中国高校文化创意产业联盟秘书长王少东目前正致力于推动“三分钟短片”产业化发展，建立一个社会化生产及内容整合与集中售卖机制。“通过与影视类院系、艺术机构合作，聚集优秀短片作品，将作品分类打包，分散到电视、新媒体的多元平台进行短片作品的传播。”王少东解释说，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社会对于精品创意短片的观影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播出权交易补偿作者的支出成本，达到最低限度的经济循环，从而优化中国青年电影人的创作环境。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办的“半夏的纪念”，是一个三分钟影视集中创作、生产加工、联合展映的平台。它的最初形成要追溯到8年前。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不畏恐惧、不甘寂寞，拿起摄像机拍摄了大量原创影像作品，在校园内自发举办了3分钟原创作品展映活动。当时正值半夏，同学们借用鲁迅先生最喜欢的一个词——“纪念”，将活动命名为“半夏的纪念”。从最初简陋的露天舞台开始，“半夏的纪念”在同学们一个个新的创意中逐渐成长起来，从这里走出来的作品开始在国际影展中崭露头角。

　　张乙森告诉记者，目前他和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陈金伟共同在参与一项“B20青年电影计划”，在全国百所高校范围内征集剧本和创意，着力打造数部精品短片作品。这项由中国高校文化创意产业联盟、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公益项目，区别于传统的学院派电影征集活动，一方面强调公益性，即给每一个电影爱好者提供系统化全方位服务支持；另一方面又注重创作后续市场化运作，从政策、产业、资本到具体影片创作、网络传播、校园院线展映互动等环节都进行了系统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