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究竟是以正常面目出现，还是以怪异的脸孔示人，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唤醒世人的艺术欣赏力和创造力。

　　●怪诞并不是艺术家的随心所欲，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美学和文化学命题。真正有价值的怪，其实就是所谓的“神来之笔”。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宾：顾晓鸣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群众文化学会副会长）

　　支玲琳：新年伊始，一首没有歌词、曲风古怪的 《忐忑》在网络上爆红，不仅成为各大公司年会的热门曲目，而且有意思的是，由于先后有多家俱乐部播放 “神曲”以影响客队罚篮，中国篮协对 《忐忑》下了赛场禁播令。有人说，在这个想象力缺乏的年代，唯有以 “张口结舌”“目瞪口呆”的方式才能吸引大众涣散的眼神。于是，怪人频出、乖张风行。对此，您怎么看呢？

　　顾晓鸣：我常说一句话：理解的，我们要支持；不理解的，我们更要支持。就像 《忐忑》，无论怪到什么程度，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轻率当裁判，而是倾听、感受、理解——要在相互欣赏中形成互动，要让意见成为创作的一部分。要知道，现代文化的怪诞部分，往往就是公众参与的那一部分。像 《忐忑》，众多网友、名人的争相模仿、多样化演绎，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传播力的一部分。再如美国的lady gaga，身披牛肉片就敢上台领奖，从歌曲到着装，无不以怪著称。但公众和时尚界，一面说她怪，另一面却又不可避免受其 “怪风”浸染，这就是文化的互动。至于文化究竟是以正常面目出现，还是以怪异的脸孔示人，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唤醒世人的艺术欣赏力和创造力。就像 《老子》和 《庄子》一样，人们看完以后可以写出无穷无尽的书，这才是真正的具有生产力的艺术和文化。

　　今天全球进入了一个创意时代，中国也在呼唤创新纪元的到来。如果人人都有一种怪诞的能力，或许这个距离也就不再遥远。因为创意时代，就是要让一切有创造力的人蠢蠢欲动，就是要让他们想出真正怪的东西来。以前，对于很多人来说，想象力还没来得及发生就已经远走了。所以对于今天中国的文化生态来说，真正的 “怪”，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我们有理由保持一颗欣赏和敬畏之心。

　　支玲琳：一边是无字 “神曲”风靡中国网络，一边是“不雷不休”的lady gaga已然登堂入室，成为美国当代流行文化的代表，“怪文化”的流行是否也反映了网络时代的无奈：要怪，才能出位？

　　顾晓鸣：我认为这是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社会允许你有标新立异的东西出来。现在不仅允许你特立独行，而且还希望你能够出创意，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二是经过这么多年美学创意的开放，我们的公众已经开始习惯甚至追求某种怪诞风格。因为公众希望自己与众不同，于是接受不一样的文化也成为个人特质的体现。三是在今天这个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网络社会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吸引眼球的重要性。所以，怪文化的流行是 “内外夹攻”的产物，使得每个人都锐意求新、求怪。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三种结果，第一是创意非常怪，一般人看不懂，所以流传不了；第二是创意很不错，但被人看出是山寨、克隆的，也流传不了；第三是在合适的时间节点上，受众有这样的需求，正好你又别出心裁发明了这种怪的东西，那才能形成真正的流行。这种怪要求是 “破天荒”式的，是引领式的，要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很可惜的是，今天很多的怪诞艺术往往摆脱不了抄袭之嫌。手法也很惯见，把人家不敢的，生活中最丑陋的东西搬上舞台。怪是怪了，但毫无艺术价值可言。从当代文化来讲，类似的媚俗媚雅的东西已经太多，很多所谓的艺术家以为自己很怪诞、很国际化，但其实骨子是文化的奴隶主义，艺术的顺从主义——流行什么就搞什么。我一直认为：怪文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以怪为名义的人，骨子里一点也不怪，压根没有创造梦想、制造梦境的能力。那么这种 “搞怪”，就是文化的投机主义，是制造风格怪异的文化垃圾的行为。

　　支玲琳：真正称得上文化的 “怪”，应该能够激发人们思考和创意。一味博取眼球的 “搞怪”，只会瓦解文化的深度模式。而一般人往往容易被光怪陆离所吸引，如何加以甄别似乎并不简单。

　　顾晓鸣：在文化批评、艺术批评越来越开明化、大众化的情况下， “怪”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专家说好就是好的。怪诞在传播过程中，有个自由选择机制，比如lady gaga，从头到脚都很怪，但如果大众接受了，就说明她的风格里，暗合了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样特质。哈佛大学有个团队搞了三年，把谷歌和维基百科上的资料、单词都输进计算机里，结果发现单词在流传过程中，就像人类的基因一样，有个文化基因组，并不是无序和偶然的。这也提醒我们，文化在流布过程中，既有选择性，也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某种基因。所以，我们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公众有无甄别的能力。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怪诞只要发生在人类身上，只要流行了，就一定有道理。

　　我们要认清怪诞的本质。怪诞并不是艺术家的随心所欲，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美学和文化学命题。在今天网络时代速朽的传播模式下，人们往往误读了何为 “怪诞”。难道只有 《忐忑》、 lady gaga才怪吗？我们再回头看，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格尔尼卡》怪不怪，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 《内战的

　　预告》怪不怪，扬州八怪、八大山人怪不怪？但是曾经的怪诞，今天却成了经典。

　　其实追本溯源，今天再怎么怪也怪不过中国的 《山海经》。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从美学流派的价值上，去认识 “怪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有价值的怪，其实就是所谓的 “神来之笔”。

　　支玲琳：怪诞文化，其实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网络传播的语境下，如何避免从“神来之笔”沦为 “博人眼球”，的确值得文化人和公众思考。

　　顾晓鸣：孔子说得好， “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再看毕加索说的： “我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会了希腊罗马的古典绘画，但是我用了一生的精力，还没有学会儿童的绘画。”毕加索的素描功底很好，但是他后来搞怪，搞现代艺术，并不是为怪而怪，而是重回人的 “赤子之心”，挖掘内心深处，从而想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表达方式和常规无法表达的意蕴。每个生命个体的生命环境、 DNA密码都不一样，所以每个生命个体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力。但漫长的人类文化发展史的悖论却是：我们不断把艺术理性化，就如记谱法大大推进了近现代音乐，但 “扼杀”了原始劳动号子、民歌调、戏曲等本真的乐音，纵使修改得非常好、非常悦耳，不过是以艺术之名，用统一眼光裁剪生活。而由于一整套既定的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灌输，又使我们的想象力在孩童时代被过早地扼杀。当我们还来不及思考的时候，周围成人已经七嘴八舌把东西一股脑都塞给我们。这既是人类文化的进步，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遗憾。其实一个社会如果能够释放每个人的想象力和个性，那么怪诞就会自然而然冒出来，根本无需刻意为之。就如 《忐忑》其实取材于锣鼓经，老旦花旦、老生黑头等中国传统腔，调以“后现代的方式”合成，反而可称返璞归真了。可见创新永远包含着 “创旧”，总是人类创造物的“别出心裁”。

　　创造出 《易经》 《山海经》的中国人，其实有着丰沛的想象力。只是后来因为社会规制，人们不敢冒尖，也不敢搞怪。渐渐地，中国人对于怪诞也就淡忘了。于是我们的怪诞变成了 “拿来主义”，人家出来一个苏珊大妈，我们也要拼命模仿，制造一个个中国的 “苏珊大妈”。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的怪诞文化，往往是盲从的，是迎合大众趣味的假搞怪。在网络时代，我们对层出不穷的 “怪”，要有深刻的分析、认识和鉴别，这样才能发现创意时代那棵真正的萌芽，并发扬光大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