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人眼中，早已跳出乡村、扎根城市的我，应该算是非常幸福的了，可是，他们怎会明白，其实，我是一个彻底的漂泊者，因为，故乡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而异乡，却是日渐待不下去的异乡。

　　于是，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在梦里回到故乡，回到那两间旧屋，还有，那些童年。

　　（一）

　　旧屋严格来讲是一间（西侧加建了一间灶屋），两层的人字脊房顶的瓦房。依山而建，打开后门就是逼近房脚的红砂岩，沿着石头里凿出来的小路，爬个坡，就是猪栏了。不过，得格外小心，天雨时一样湿滑。

　　木楼板以上的二楼都是土砖砌的，只有楼下是青砖。朝南而开的对开木门是正门，门缝几乎一指宽，故门背的栓即使栓上，外面的光依然可以畅行。

　　杉木楼板之上，就是支撑起房顶的人形架构，幼小的我，站在楼板仰视，尤显空荡。楼板下，靠近进门处，常年有一燕窝，每逢春夏之交，燕儿飞进飞出，觅食繁衍。一旦雏燕呢喃，甜蜜的歌声给全家带来生机与快乐。

　　进门左侧，灶台边最北侧，是一个一米多高的红薯窖。来客时，就变成了临时床位。目光右移，是一个更高的青砖砌的大柜子，主要是装稻谷用的。上方的墙壁上，高处贴着爷爷的遗像，却没有奶奶的，因为她老人家过世时，父亲才两岁，估计没机会、也没有钱照相或画像。遗像下方，在我读书之后，基本上贴的是我得的各类奖状。进门右侧，是一个挺大的、带木盖的水缸，七八岁时，担水的任务，也算上我一份了。

　　屋里的贵重家具只有几样：碗柜、父亲用的办公桌，带抽屉，常年落锁，在幼时的我心目中，很神秘。衣柜没有，只有母亲结婚时带过来的一个木质四方柜子。四条腿的简陋饭桌挨着水缸放，来客了再搬到屋内合适的位置放好，饭毕再挪回原位。

　　旧屋仅有的两扇木条方格窗户，全在北侧，一大一小，全用报纸糊，后来改为薄膜纸，就已感觉很幸福了。

　　（二）

　　旧屋其实早已远去，只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我也不知道，是哪天，或许是某个雨夜吧，它终于倾斜而竟至轰然倒地。我想，如果看到了那一幕，我会禁不住失声痛哭的！虽然又黑又潮，但是，它毕竟与我的童年血脉相连，难分彼此了！

　　那一年，应该是正月初五，五岁的我骑在大哥肩上，我们父子四人，一起到二三十里之外的庙背冲远方亲戚家拜年。当时感觉好远，毕竟是步行，爬坡又下坡，曲曲折折，又全是山间小道，尽管流水潺潺、空气清新得逼人。

　　始终对这一个普通的日子清晰如昨，是因为我怀念当年那种，亲戚间互相走动、简单朴素的纽带关系；那种基于亲情，哪怕是血脉已非常疏远的远方亲戚之间难舍的温暖与恒久。

　　那几年，父亲总不在家，在1978年（那年我五岁）从村会计岗位退下来之前，村部就是父亲的家，我对父亲基本上没什么印象。

　　那些年，我必须完成的家庭责任，有担水、切菜、蒸饭、放牛等。农村娃子，再小，也天然地有一份责任上肩的。你必须为家庭付出点什么，才能体现你的价值。

　　让我最为痛恨的家务之一是切青椒，那种又尖又长的土青椒。往往是割禾到11点左右，母亲会要我先回家，上好木罾蒸饭，同时切好各种菜蔬，等母亲忙完农活回家就能炒，以节约时间。每次切完后，拿青椒的左手手指常常被辣得刺痛乃至烧灼感，只想浸泡在水里，才稍微有所减缓。

　　（三）

　　旧屋装载着我的童年，而我的童年则多多少少，点亮了那两间旧屋，哪怕仅如星星之火——自5岁上学起，我得到的几乎没有断过的各类奖状和漱口杯等奖品，是父母家人最为自豪的希望与尊严。

　　旧屋很黑，没有电灯，只有一盏忽闪忽闪的煤油灯。至于用上电灯，已是1989年的事了，那时，我们早已搬到现在父母仍住着的新家。如今我理解了，黑暗擦亮了我黑色的眼睛，教我用文字和思维及韧性寻找光明——正如人生永远在黑暗中追求光明，悲凉中寻找希望。

　　旧屋很小，却告诉我一个道理，小空间，却要有大作为，只要心大，梦想的翅膀飞得足够高，那么，再局促的空间，一样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活出生命的质量与厚度。

　　旧屋的空间无疑窘迫，可是母亲却用勤快维持着该有的整洁与条理。这一点对我影响至大。我讨厌杂乱，看不得邋遢。

　　这些年来，每当艰难跋涉、脆弱无助、内心疲倦时，我会不由地想起住在旧屋里的那些困苦却不失快乐的年月，内心就能倍添温暖和慰藉，也因而对未来充满希望，继续信心百倍地，毅然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