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伟

　　去年，法院系统较为集中的“制度创新”，是与当地司法行政机构或律师组织签署 “建立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关系”的文件，上海、重庆、广东等高级法院相继推出法官与律师具有特定关系（上海仅限于夫妻关系，重庆还包括父子、母女等关系）的“一方退出”执业岗位的“隔离墙”制度。

　　我注意到，多数法院所规定的“退出”对象，是法院的各级领导（比如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庭长等），有的甚至还仅限于此。其实，就保证案件裁判的公正性需要而言，最需“回避”的应是办案的法官，而这一点，恰恰早在我国相关诉讼法的回避制度中已获得解决。司法实践只要严格依法执行，就不可能出现诉讼上的“夫妻店”情况。

　　看来，“一方退出”之所以被许多法院设计成要“从领导做起”，为的是凸显领导示范作用，或许也反映了长期存在于法院内部对案件的“行政化”管理模式。

　　在法院系统中，行政职位越高，依法其实越没有直接裁判案件的权力。《人民法院组织法》和相关程序法规定，除非法院院长、副院长等作为具体案件的合议庭成员参与案件审理，或是作为审判委员会委员参加案件的讨论，没有权力对正在审理的案件直接发号施令。“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仅是指法院应当独立于其他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还应包括上下级法院之间及一级法院内部审判人员的独立裁决，只有案件的合议庭成员及特定条件下的审委会委员，才是“司法权”的真正合法拥有者。在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时，哪怕是法院院长，也仅仅只有“一票”之权，要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断。

　　所以，法院的各级领导若都能恪守权力边界，依法行使职权，他们对具体案件施加影响的“机会”其实不多，限制权力影响案件甚至以“案”谋私的最好方法，就是建立一整套依法履职也就是严格执行现行法律的监控机制。

　　需要特别引起重视的是，如今不少地方法院内部的“行政化”倾向依然严重，审级关系在某些地方也出现了变异，一些不直接审案的领导，会凭借手中的行政权力，以政策把关、业务指导、群众关切等名义，介入案件讨论，甚至直接下达“指令”；上级法院有时也“提前介入”下级法院的案件，发表倾向性意见，甚至先定后审 “一锤定音”。其合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倾向等，确实值得引起关注。某些法院院长、庭长参与案件“研讨”，施加影响，以案谋私“出事”，大多都与这种“行政化”的体制和越权“过问”案件有关。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及时消除各地法院“各自为政”式的“一方退出”做法，在探索建立更为科学、统一和更具权威的全国性执业回避制度的同时，应更有针对性地改革法院内部对案件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依法还权于合议庭法官，并切实加强对审判权运用的制度性监督，助推廉洁司法、实现审判公正。 （作者系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