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在某报纸发表了题为《春晚导演莫学“苏紫紫”》的评论文章，批评春晚小品“用低俗取笑农民”。春晚导演马东撰文表示“小品作品好坏自有公论，但是笑声不假，创作的过程也是充满诚意的”。（2月10日《成都商报》）

　　肖鹰教授的文章尽管文辞犀利泼辣些，但思想观点上有值得肯定之处，端的不是“不靠谱”，而是“很靠谱”。回顾赵本山近三年来上春晚的小品，确实有“用低俗取笑农民”之嫌。罔顾事实，执意抹杀这一点，也只能是徒然。

　　曲艺作品低俗与否，其表现对象是谁、表现内容是什么等问题很关键。不争的事实是，春晚赵本山小品取材，多数都来自农村，来自农民阶层，甚至残疾人。这或许跟赵本山小品艺术的地方特色有关，跟赵本山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比较熟悉有关，跟许多曲艺作品多取材农村的传统有关。但社会发展到今天，尤其是在赵本山的身份已经完成了某种潜移默化的转换，他的农民“破帽头”已经摘下可以“拍卖”，他头上的高粱花、大豆碎叶已悉数被现代洗发水洗去之后，一味拿农民做表现对象，甚至用低俗取笑农民，就显得不伦不类。因为这实在有悖现代文明，有悖当下人们的审美情趣。

　　抛开农民题材，春晚小品尤其是赵本山小品为什么不能表现官员、表现其他强势精英阶层呢？官场也有笑料，如某男性书记取笑女县长。书记说：我们书记都整过县长。女县长反唇相讥：可是，你们书记都是县长生（升）的。甚至去年有地方官熊抱女主持，搞得舆论界沸沸扬扬。这说到底，表明央视是在时时处处给官员、给精英阶层考虑，是在时时处处注意维护着他们的形象。所以，春晚小品的取材对象、表现内容，必然受到这些有意、无意甚至是潜意识的限制，一些“雷区”，小品创作者、表演者、节目组织者，断不敢有丝毫逾越。

　　这样的语境下，在赵本山或央视小品表现对象上，惟有农民是首选，甚至是惟一的选择。小品不能嘲笑官员、不能嘲笑精英阶层，而只能拿农民、农民工、农村寡妇大妈“开涮”。由此生成的娱乐价值，其社会成本、其负面影响无疑就太大了，就是目前网络民意、大众舆论的敌意甚至是鄙视。

　　每年春节假后，人们在一些场合见面，都会在互相问候的话语中，加进许多当年春晚小品的经典台词。而今年节后，竟然没有谁引用，这凸显的是公众对春晚的麻木，没兴致，也说明春晚语言类节目的“式微”，与民众的疏离。农民生活生存状况如果很好，广大农民很满意，他们或许会自己调侃调侃下自己。现实境遇不太乐观，被强拆，要自焚，没钱看病去投河，这样的语境下，还拿他们开涮，实在不妥。即便执意要从他们身上寻找笑料，估计多数人都笑不出来。

　　春晚节目的定位，不是演给精英看的，无需知识精英发声，实在大谬特谬。笔者首先承认精英阶层代表着欣赏上的高层次，属于“大雅”一族。而真正的“雅”，排斥粗俗、低俗，并不排斥真正意义上的“俗”。文艺产品的终极目的，就是雅俗共赏的。春晚节目播出后，主办方竟不关心精英阶层的反映，不倾听他们的观后感，似乎是故意对精英阶层的敬而远之。这只能解释为是出于对于这个阶层的恐惧，是节目组织、承办者的不自信。因为，真正的精英发声，代表的恰恰是广大民众。事实也确实是这样。查看去年就曾对春晚发声的吴祚来、王旭明、肖鹰等对春晚发表的观点，竟都是对民众观点或网络民意的收集整理，他们不过是做了些概括性加工工作而已。

　　而且一些媒体采集观点，也同样不会将网络上人们的几句简短的粗口，原样照搬，起码也要来一次去“俗”存“雅”，去粗口骂声留思想观点的过滤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工作，即便知识精英们不做，那些有良知的媒体人也会责无旁贷去做。如果有人恐惧这类知识精英，那只能要一直恐惧下去了，别人谁也救不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肖鹰、马东论战也不是坏事，春晚30年历程，或因为这场论战，而有新超越、新起点，从而启发春晚小品步入新境界。在此，笔者要提醒一下的是，无论哪位文艺工作者，无论谁掌管着文艺创作命脉，不管他多有思想，多有智慧，都不该单纯以取笑某个阶层，尤其是某个低端群体为出发点，否则，以“用低俗取笑农民”为目的，在创作过程中越是“充满诚意”，离公众的审美情趣需求就会越遥远。简而言之，我们有劲儿就该往正经地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