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每逢年节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逐渐将新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城市文明带到了家乡，悄然改变着乡村的一切。专家认为，在经历城市现代文明熏陶后，农民工自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经历了一个从“文化震惊”到“再社会化”，再到“文化反哺”的过程，农民工流动成为“城风乡渐”的主要载体和动力。（《中国青年报》2月9日）

　　“城风乡渐”，显然是仿照“西风东渐”而造出的词，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城市文明高于、好于乡村文明，如果嫌“高于”、“好于”过于刺眼，也可以说前者比后者更适应时代。

　　这种说法是不是含有（城市人特别是城市文人）不当的优越感、对农民生活状态的歧视，权且不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大批农民工带回家乡的，确实不止务工收入，也有相对更为科学（健康）、更符合市场经济时代成本观念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些人还敏锐的捕捉到商机、为乡亲们提供家乡以往闻所未闻的服务或产品。在信息和发展水平总体滞后的情况下，相对领先也会显得很突出。

　　人是经济和社会关系调整的关键，由农民工驱动的“城风乡渐”，当然会比由中西部一些基层政府部署的美化、亮化等形象工程具有效果。但在笔者看来，返乡农民工的自发行动即便值得赞扬，也只能作为有限的补充；覆盖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保障农民工“二代”“三代”获得起点公平竞争机会的来源，都应由政府提供。

　　事实上，之所以存在“城风乡渐”的可能性和空间，就在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化格局——不仅通过极力压低“农”字号人力资源、基础产品价格，以服务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缩短城市跨越式发展的时间；而且以城乡户籍身份为藩篱，构建出差序化的服务、福利、保障待遇，农民几乎面临全面缺失、自生自灭的境况。近几十年来，随着建国初期部署的诸多低水平覆盖公共产品（如农村小水利、赤脚医生等）的解体、解除，以及青壮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造成的年龄断层，农村许多地方陷入前所未有的荒败或停滞，相比城市，发展差距在不断拉大。

　　阻遏前述差距进一步拉大，重新赋予农村地区的发展活力，必然需要“补课”。经过都市文明、商业文明和工业化秩序培育的农民工，在“城风乡渐”中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却不足以“替代”本应由政府担当、长期缺失的职能。尽管这几年来中央政府和一些地方已经注意加大对农村、农民的投入，但投入比例较低、动作较慢，且存在保障目标设计水平太低等问题。

　　还应看到，诸多农民工选择返乡、无意中扮演推动“城风乡渐”的角色，实则出于无奈：如前述，劳动力价格被长期压低，他（她）们为城市化和工业化作出贡献后还不能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城乡二元化格局的延续），他（她）们的所得无法保障自己和家庭长期在城市的生存……

　　回到家乡后，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他（她）们还发现，原本应该由政府供给的方方面面，居然还得自个儿和左邻右舍“凑份子”——这样的“主要载体和动力”，对于经济总量排行全球第二的中国，是不是寒碜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