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龙先生

　　亘古至今，给人的名字排先后次序，都是一门不可忽略的学问。

　　在这门学问形成过程中，似乎可看到，儒家和法家的人性善与人性恶之辩，好像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君不见幼儿园的小朋友乎?矮的坐前面，高的坐后头，不高不矮的坐中间，依然其乐融融地唱着:“排排坐，吃果果。”对排位的先后一点也不在意。《三字经》云:“人之初，性本善。”信然!

　　然则，随着年龄增长，本事有大小，地位有高低，便在排座次的问题上斤斤计较起来。君不见《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乎?宋江若不是假借石碣天文，要想给108条好汉排出个先后顺序来，恐怕会打破几个脑壳。《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还是“信然”!

　　故睡龙先生和稀泥地说:“人性既善也不善，在排名的问题上便得到了证明。少不更事时不在乎排前排后;老成持重后，则在乎了也。”于是，排名便成了一种社会需求，进而演化出一门学问，世人不可不察!

　　察当今社会，排名之学主要用于著书立说与开会发文件。著书立说者多为臭老九，似乎已摸索出一套成功的经验，不是写上“排名不分先后”的题录，就是标上“以姓氏笔画为序”的说明，让被排名者

　　不好发牢骚。但在开会、发文件领域，似乎还未形成统一范式，以致让那些负责排名的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参会者的座次、文件上署名的顺序，最伤脑筋，因为他们不像机器人那样没有思想，可以任凭你给它贴上个“啷啵儿碗”或“啷啵儿土”的标签，都不会有意见。他们是活物，若赵钱孙李，若周吴郑王，不但官位有大小、职称有高低、年龄有老幼、本事有能否;更恼火的是，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很难一一猜得透彻。这方方面面，都得兼顾，确乎太难。本人不揣深浅，试图为那些从事排名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一些历史借鉴，免得在政治生活中迷失方向。

　　话说安史之乱时，史思明做了皇帝后，便封其子为吴王，还为吴王请了一位老师叫周至。一天，有人给史思明送来一篮樱桃，史想将樱桃转赐吴王和周至，睹物生情，诗兴大发，赋曰:

　　“樱桃一篮子，

　　半青一半黄。

　　一半与吴王，

　　一半与周至。”

　　诗成后请左右给予点评。有人说:“诗倒是好诗。如果将吴王和周至的位置调换一下，就更押韵了。”不想史思明勃然大怒:“吴王是我儿，周至不过一教书匠。我儿岂能屈居人后?”

　　由此可见排名的重要性!那个给史思明提意见的嘉宾，肯定是“前途无亮”了。

　　于是隆重提醒那些负责排名的人，在这一环节，先后次序的排列，一定要坚持“我儿岂能屈居人后”的原则，严格分清“我儿”与“非我儿”的界限。那谁是爹呢?以史可知，史思明是爹也是皇帝，皇帝意味着权力;现在虽没有皇帝，但还有权力。故权力是爹，一定要以此为坐标，来分清谁是“我儿”，谁不是“我儿”。凡与权力有关的都要放在“我儿”系列，排名时尽量靠前;即便不是亲生的，也有可能是“干儿”、“龟儿”、“心肝宝贝儿”以及其他等等之儿，哪个都得罪不起。故不可不慎。

　　仍用史鉴加以说明。武则天的面首张昌宗，长得面若傅粉、唇如涂脂，有红有白，实在是光鲜照人，人称“六郎”。一日与众臣欣赏荷花，臣甲向张献媚曰:“六郎面似荷花。”张闻之而喜，正欲行赏。不料臣乙道:“怎么能让荷花在前呢!应该说‘荷花面似六郎。’”张大喜，重赏臣乙。你看看，这排名艺术，何等重要?不仅能当场受赏，那张面首是武则天的“心肝宝贝儿”，万一在枕头边说几句好话，其恩惠岂可以道里计?

　　吾有一友，任人事科长之职，遇转发职称文件而犯难，前来请教，说:“这回评的教授，有傻读书的，想必是科研成果多，在市人事局的文件中，竟排名在前;还有当官的，比我的官大多了，恐怕是科研成果少，在市里的文件中，却排名在后。照抄市局文件，虽忠诚于事实，万一当官的不高兴，我不就惨了?不照市局文件转发，又有违事实真相。咳!您说我该咋办?”我学着范伟的东北口音道:“别银(人)儿，我还不告诉他哩!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去读读《史思明传》吧!”该科长似有所悟而去。

　　几日后，文件下发。那个只晓得读书、教书、写书的傻子，赫然排名倒数第一。看到我老人家在史书中发现的“我儿岂能屈居人后”的排名原则，又一次取得伟大胜利，不禁得意地笑了。得意之余，哼唱起《祝你平安》的歌来。忽然，睡意袭来，犯上迷糊，竟把歌词唱反了:

　　“你的付出，还那样少吗?你的所得，还那样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