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 玲

　　我的许多小中大学同学，教书的，当小公务员的，在公司上班的，有些已经退休，有些则在退与不退之间挣扎。他们才刚过五十，比起上一代来，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间整整提前了十年，甚至还不止。

　　这真是恐怖的经验，好多次同学会上，一群人都在谈着退与不退的问题。他们五十出头，身体仍强健，脑筋也没故障，有些富裕的甚至还在外地养马，三不五时去那里策马追风。他们都还自认中年，怎么就到了要退休的时候?以平均寿命七十而论，他们还有二十年要过；如果好命活到八九十，则还有三四十年要挨。不工作，不忙碌的过三四十年!有个同学说:“还不如自杀算了!”

　　这时候，像我们这种“写作族”倒成了被羡慕的对象。以前我们羡慕他们工作稳定，有些更是待遇丰厚，他们则调侃我们写作的穷酸，到了今天，写作的好像还有角色，他们却已要告老还乡。小时候，妈妈说:“吃得坏一点，却可以吃久一点。”这话终于得到了印证。

　　年过五十就要退休，往后的日子要怎么过?这的确已成了当今最棘手的难题。我们生命的意义有一大半来自“工作”，它让人有成就感，有收入、有固定的人际交往通道。一旦退休不工作，收入或许还是余事，不工作即意味着一切通道全部消失，应有的轻松翻转成无法负担的沉重。退休不工作意味着人生无目标和无意义，也等于进入漫长的死亡等待过程。一堆人惶惶地谈着退与不退的问题，显露出一种深沉的恐惧。

　　更年轻的可别在旁边偷笑，因为再过几年，可能年过四十，就已必须面对同样的难题。这是天方夜谭吗?当然不，它是结构，也是人类的宿命。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李昂蒂夫(Wassily Leontief)有过一则精妙的寓言:

　　在被赶出天堂之前，亚当与夏娃不必工作即能享有高水准生活的快乐。在被逐之后，他们及其后代被诅咒要从早到晚辛苦工作，始能有悲惨的生活。而过去两百年科技的进步，即是人类在工作中逐渐走回伊甸园的过程。然而，问题是一旦到达这个境界，实情又将如何?天堂里物质充裕，但人却没有工作，没工作就等于没薪水，因此，除非设计出新的所得政策，否则大家没薪水，不能购买，等于要在天堂挨饿。

　　将来的人会在天堂里挨饿，这种征候已在欧洲出现。欧洲人百分之十的失业率，那些没有工作的，真的是比较差的人吗?显然未必。但因为没有设计出新的制度和新的观念，人们仍以“工作”论“成就”，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就难免恨东恨西，甚至痛恨一切外国人。另外，则是越来越早的退休，也让还是中年的人就已提前成了老人，各种虚无不快乐因而大盛。

　　因此，要怎么面对只不过中年就已被迫要退休，成为老人这个难题?答案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再年轻化”，成为一个有活力的新跳蚤，不必再到学校、机关、公司上班工作，而是变成新的“个体户”，而这种“个体户”虽然可以是有收入的新工作，但也不必然，只要愿意或能自我调整，它也未尝不能是虽没有酬劳，但却能满足自己“生命实现”的公益服务。而无论是哪一种选择，它都是让自己在离别过去已经习惯的工作后，再给自己的生命一次机会。

　　因此，从新的一年开始，或许每个人都已注定要有两次人生。一次是从无知的襁褓开始，它从零出发，努力学习、追求工作和欲望的满足；另一次则是从后中年或中年出发，它不再是从零开始，而是要把原来的“有”蜕变成另外一种“新有”。六十多岁退休，含饴弄孙，安享余年的时代已经过去；五十初度即退休，医学进步所造成的长寿化，未来人的第二个人生并不一定比第一个人生更短。

　　于是，我那些原本沮丧的同学又兴奋起来。但第二次人生?说不难却又很难。虽然曾有因陪伴子女读书，最后父子一起考进清华大学的例子。但第二次人生的人要重过第一次人生，这种例子多了，难免两次人生间的交通秩序为之大乱，而且未必符合社会效益。

　　而我比较同意的，就是法国思想家哥兹所谓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的概念。人们的第一个人生以功利心和利润心主宰了“成就意识”，大家拼命往前走，把各式各样的副作用丢给社会。因此，第二个人生应当是功利性更少，社会性更多的工作。一个退休的小学老师，以爱护树木为第二次人生的志业，老树爸爸廖守义的故事是不是很有启发?第二次人生不是“杀时间”，因为时间杀不死，只会杀掉自己。第二次人生同样要努力、学习、专攻，只是和第一次人生的方向好像不同。它应该是通过帮助别人而完成自己，它的严肃性和第一次人生相比，不会更少，只会更多。

　　我那些已经有点兴奋的同学笑了起来。说了那么多，等于没说。我也笑了，说了虽然等于没说，但没说的却比说了的更多。第二次人生是个新问题，它无定规可循，不像人们已过了好几千年第一次人生，一切的路都在那里。而人能活在一个无路找路的时代，退与不退间的挣扎，难道不正是再出发前的犹豫吗?而一旦克服犹豫，谁知外边不正是一片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