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特约评论员 苏振华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 （《中国青年报》2月10日）

　　这一现象表明，我国科研成果产出尽管数量不少，但质量相当低下，科研成果处于一种粗放型生产状态。

　　这些年来，高校和科研院所基本上都把科研成果数量作为一项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成果数量上去了，科研单位就能获得国家更多的经费支持。对大学来说，这也关切到大学的声誉和排名，故而高校会把科研成果数量与职称晋升、经费支持紧密挂钩，以激励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因而，对科研人员来说，成果数量就是立身之本，成果数量要是上不去，职称、收入水平也就上不去，于是科研人员也就被催促着多拉快跑、大干快上。故而，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目标，在这种利益驱动机制之下目标是趋于一致的，这驱动了科研成果在数量上的大跃进。

　　在这种以短平快为目标的驱动机制之下，科研成果的质量当然是得不到保证的，由此也必然滋生出种种学术不端行为。这些年，诸如教授剽窃、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事件已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了。而就在最近，因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被科技部公开撤销了其昔日获得的国家科技奖项。须知，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代表了我国科技水平的最高成就。

　　除了这种明目张胆的学术不端事件之外，还有一种隐性的、永远也不用担心的学术不端行为，那就是粗制滥造。一个研究、一个实验，被进行某种技术性处理之后，可以产出批量的论文，这是某些领域心照不宣的事实。

　　值得追问的是，科学家们的科学精神到哪里去了？

　　显然不能认为，科学家群体的道德水准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事实上，仍然存在众多的以追求科学发现为己任的科学家在默默地进行科研探索。但科学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原创性的科学发现是相当困难的，这些严格自律的科学家们可能经过积年累月的研究，也未必能获得重大的发现。当由此导致他们的论文数量太少时，他们的职称就会上不去、也得不到经费的支持，这个群体就会慢慢被这个以数量为评价标准的学术秩序边缘化。由此出现一种“道德”上的“逆淘汰”，即恪守学术规范的科学家被淘汰出局，而遵循“潜规则”的人却成为学术竞争中的优胜者。

　　于是可以发现，导致学术不端行为背后的最终推手其实是权力意志。一方面，科研单位的领导人为了追求政绩工程，把科研成果数量目标层层分解到每一个科研人员身上，以评职称、级别评定相要挟，迫使科研人员玩命地炮制论文。另一方面，以数量取胜的科研人员，就有机会成为某种行政或学术上的领导人，在他们走上各种“领导岗位”之后，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并指挥手下的科研人员发表更多的论文，最终实现名利双收的正循环。

　　显而易见，这种学术的大跃进并不是科学逻辑的产物，而是权力逻辑的产物。我国现在把建立“自主创新”国家确立为国家战略，但真正的自主创新必须遵循科学创造本身的逻辑，这一逻辑要求权力必须从科学秩序中走开，而换之以科学家共同体作为科学水平的最终裁定者。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