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后，很多人都在抱怨应酬太多，不是自己请客就是自己被请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春节期间，通过网络对2030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75.2%的人认为应酬是权力寻租普遍的表现；67.7%的人认为应酬是职场公关的需要；57.5%的人认为应酬源于重视人情往来的社会环境；48.2%的人认为应酬普遍是形式主义使然；42.0%的人认为应酬是交流感情的需要。（2月10日《中国青年报》）

　　不知从何时起，人情往来悄然异化成了“交际应酬”，无论是请客还是被请客，无论是送礼还是被送礼，“应酬”都发散着功利的味道，原本的温情脉脉和人文传统皆在不知不觉间消解殆尽。有人在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这与“世风”甚至是道德都没有多大关系。在我看来，这是传统人情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即公民社会转型中所产生的某种必然性阵痛。

　　与“熟人社会”相比，“陌生人社会”就像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曾经描述的那样——“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在陌生人社会中，失去了“人情与血脉”的联系，面对城市中来来往往的陌生人，除了法律的监控之外，我们需要以涵盖公民素质、公民精神等在内的契约理性来维持与他人、与社会的交往，履行社会责任。当人情变成“应酬”，相对应的其实不是道德风气的沦落，而是公民契约理性力量薄弱导致的社会纽带断裂，同时也反衬出社会结构危机和阶层固化的某种征兆。

　　有人在微博中如是感慨：“旧有的秩序被碾落成尘，新秩序的建立沾染了太多原本不该有的恶习……”旧有的人情秩序被解构被抛弃，但新秩序的构建却出现了某种脱节断档，于是便产生了这种近乎无奈的转型的阵痛。

　　因此，“人情变应酬”，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正视和解决的时代命题，是一项涵盖政治、经济与社会多领域，包含着道德建设与制度建设双层面的系统工程，泛泛地进行道德建构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不断出台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社会良性发展的有效公共政策，才能真正破除这种转型阵痛，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