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灵

　　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2月10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科研论文的数量居世界第一，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量大缘于基数大，中国的科学家、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数量都是全球第一，再加上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以发表论文数量衡量学术水平的导向效应，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但与论文高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低质”。虽说有不少学术圈内人士对唯引用率的马首是瞻表示异议，认为科研论文的引用率并不是衡量学术质量的唯一标准，但却没有人否认，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大致可以衡量出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其他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去年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科技论文的单篇引用率仅排名全球第42位，78%的论文为零引用。大量的学术论文虽然被冠以“科研成果”的名号，却是不折不扣的“学术垃圾”。 2009年，《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部主任张月红曾投书英国 《自然》杂志 “自曝家丑”，坦承自己所供职的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抄袭。

　　其实，中国学术论文 “高产低质”的症结在于学术的工具化。也就是说，对于不少科研人员来说，所谓的 “科研成果”不过是用于分配科研经费、学术资源的工具而已。这样的学术定位，使得一些 “科研成果”必然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不是如何尽可能地发现真理、阐释真理，而是如何能够尽快地以 “科研成果”为跳板，获取更多属于自己的资源，这也必然导致学术水平并不会随着学术论文数量的增长而提高。

　　当然，学术的工具化，过错并不在学术本身，而是权力对学术的过度侵袭。学术水平的提升，有赖于一个自由、宽松以及观点能够得到充分碰撞甚至 “竞争”的学术环境熏陶，这就要求学术的事情要由学术自治来解决，比如说科研经费的分配、学术水准的认定，等等。但是，当下中国学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行政权力对于学术过度干预所导致的学术行政化。在学术行政化的语境下，学术的功利性会变得变本加厉，使得学术研究“重权威轻个体”、 “重数量轻质量”等问题成为一种常态。所以说，要破解中国科研成果 “高产低质”的弊病，关键还是 “让行政的归行政，让学术的归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