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上班第一天，绍兴一批企业就由该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带队，赴甘肃招收务工者。今天，还将有一批企业赶赴广西招工。此前，由于用工形势严峻，绍兴市就业局去年底就与劳务输出基地重庆涪陵、四川联系，希望对方输送劳力，没想到被婉言谢绝。两地还反而希望在绍兴务工的当地人回去“帮助家乡建设”。（2月11日 大河网）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仿佛一夜之间，农民工成了香饽饽，此起彼伏的民工荒或可佐证这一点。在公众的惯常视野里，用工荒多存在沿海的长三角或珠三角地带，殊不知，用工荒还存在劳务输出基地，而这往往为人忽略或漠视。今年春节，我回到地处平原乡村的老家过年，在家待了几天，深有感触。

　　虽是春节期间，但村子有些萧瑟，并没有多少我想象中的喜庆。庶几接近鲁迅笔下的“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按说，过年应该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杀猪宰羊，喜气洋洋；老人含笑，儿童嬉闹；对联殷红，鞭炮轰轰……可是，我的乡村却很寂寥，原来很多在外打工的青壮劳力并没有回家过年，村子里多是年老体衰的老人。不回来，也许有不回来的考量或苦衷，而不回来带给乡村的不止是寂寥，还有用工荒——

　　众所周知，前段时间我国不少地方极旱，旱到什么时候？麦苗轻轻一搓，就碎成粉末。为保收成、保丰收，抗旱是当务之急，然而，抗旱遭遇了极大的困境，且不说无基本的抗旱设备和水利设施，连应有的人力都找不到。人呢？在外打工的劳力多数没有回来，老人即便有心，但无力，“民工荒”的一大后果就是无人抗旱。用工荒仅仅体现在抗旱吗？当然不是，前几年，我就见到不少良田抛荒，地还在，没人种，青壮劳力几乎都到城里打工去了。

　　当然，用工荒不止局限于我的乡村，揆诸媒体报道，可以看到有不少反映。据报道，广西扶绥县东门镇喜获甘蔗丰收，工钱从45元／吨上涨到70元／吨，仍找不到砍蔗工。守了十几天，蔗农梁荣没能“抢”到一名工人；蔗农何泽路“等了十多天，连个人影都没见”！何泽路很焦急，因为再过一段时间榨季就结束了，家里还有200亩甘蔗没砍。

　　乡村是农民聚居地，最不缺少的应该是农民、民工，但居然出现用工荒，乍听起来有点黑色幽默，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在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中，不少农民之所以背井离乡、涌进城市，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进城打工远比在家种地划算，换言之，在种地成本较高的现实语境中，种地不如打工。

　　更可确定的是，乡村出现的民工荒一时很难改观。这与新生代农民工有关。何为“新生代农民工”？坊间的定义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这一特征就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有明显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乡愁渐渐淡薄，他们对故土有疏离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已经与市民差异不大，他们对城市有认同感，强烈渴盼融合城市，成为新市民。换言之，他们不愿意回到乡村，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或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由于年事逐渐走高，已经无法承担高强度的乡村劳作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要想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面临着一系列制度性掣肘，好在去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表示，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出现，备受好评，值得激赏，但由此便也带来一个问题，即何以缓解乡村中的用工荒？

　　“自己都缺人，哪里还能大规模组织人员外出打工？”一名西部官员如是说。我们还看到，当下，一些西部的就业部门正在劝说外出打工者“帮助家乡建设”，而不再主动宣传、组织人员外出打工。种种迹象表明，这样做或可缓解当地、乡村的用工荒。问题是，如果不让农民外出打工，当地能提供得起体面的待遇吗？笔者认为，当前，相关部门应该关注城市民工荒和乡村用工荒了，农民无论是留守在家还是外出打工，都应该保持他们体面就业、尊严生活，并且应采取措施，平衡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用工荒。（王石川）